法國女財長拉加德訪華，來意不言自明，她說要像李娜在法網中一樣“充滿信心”。中國該如何選擇？
在當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選戰中，對于中國的角色，外界大致有兩種聲音。
一是中國要出頭。作為最大新興國家，中國應當仁不讓，支持新興世界候選人，甚至可以提出自己的人選。比如，一些國內外專家就鼓吹，現任IMF總裁特別顧問的朱民就是上佳人選；此外，央行行長周小川亦可考慮披掛上陣，為國爭光。另一種聲音，則是中國要支持西方。考慮到拉加德基本勝券在握的實際情況，中國既已無力回天，自更沒必要從中作梗，從國家利益看，中國索性順水推舟，賣西方一個人情。
但筆者看來，中國可有第三種選擇，或者說走“中間道路”，那就是“明爭而暗讓”。這么重要的職位，爭是必須的，即使不為本國爭，也不妨為新興國家爭，爭不爭是態度問題；但讓可能是必然的，結果非中國所能控制，在大局已定的前提下，讓不讓是利益選擇問題。但如何讓，自然有玄機，更要有條件。
在拉加德出訪印度時，印度領導人語焉不詳地表示，“不保證”一定會支持拉加德。印度的做法，應該屬于中國古話的“引而不發”，目的就是爭取利益最大化。對中國來講，IMF作為未來國際金融新秩序的中心角色，對國家利益至關重要。在位高權重的IMF總裁問題上，更應有外交的智慧。中國雖略輸先機，但籌碼仍有，而且至少比印度等國要多。
畢竟，中國是當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最大的新興國家，沒有中國的支持，IMF很難正常運作；第二，在當前國際焦點的歐洲債務危機上，無論是在IMF內還是從雙邊關系看，中國都是歐盟的積極幫助者，歐洲理應尊重中國的意見。
中國可以支持拉加德出任IMF總裁，但前提必須是雙方達成某種共識，或者說“有約束力的默契”。第一，必須照顧中國權益。在當前國際金融領域的斗爭中，IMF事實上已成為西方對中國施壓的重要工具，這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尤其明顯。中國和IMF前幾任總裁，關系不是太密切，根源就在這個地方。拉加德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公允做事，照顧中國的權益，至少不侵犯中國的底線。
第二，必須給予中國更多份額。IMF是按份額說話的，按照2010年改革方案，中國在IMF份額將達到6%，成為第三大股東國。但中國這點份額，還不到美國的40%，歐洲的1/5，而且，日本份額仍遠高于中國。這與中國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不符，實際上削弱了中國對國際金融規則的影響力和制定權。歐美要想繼續維持對IMF的領導，就必須承諾推進改革，提高中國等新興國家的份額。
第三，必須提拔更多中國職員。一方面，IMF應改變歐美官員占絕大多數的局面，畢竟IMF是國際組織，理應保持國際特色，尤其需要提拔更多的新興國家官員，其中自然包括中國的官員。另一方面，在高層職員安排上。朱民理應更上一層樓，擔任副總裁。畢竟，他現在的總裁特別顧問職務是臨時性設置的，作為中國官員中的杰出代表，他有必要也有能力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的這些要求，絕不是漫天要價，符合新興國家的利益，而且反映了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格局的變化。如果這種改革遲遲不推行，最終損害的是IMF的合法性，于西方也不利。這正如拉加德的競爭對手、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滕斯所強調的，隨著全球經濟中的相對財富和金融流動正出現重大的轉移，繼續改革變得日益緊迫，“如果發達經濟體拒絕接受這種變化，如果新興市場國家選擇離開，那么整個世界就面臨著重新滑向深淵的風險”。
至少值得肯定的是，拉加德對這些訴求也作出了積極回應。在訪華期間，拉加德就表態說，如果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中國在IMF的代表權就應該隨之擴大；至于人事問題，朱民未來在IMF高層管理中發揮關鍵作用，也是“完全合理”的。這就是博弈的結果。中國雖無法改變大局，但完全可有所作為，推動IMF改革朝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