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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進了北京一家工廠當了工人。在領到嶄新的工作服同時,還領到兩個略小于臉盆的搪瓷飯碗。從此,那種買飯票后到窗口打飯的,真正的食堂,成為生命能量的供應基地。
當時,全國很多地方“寧要社會主義的草”,副食供應極差。首善之區(qū)的北京,居民的“膳”要比外地善一些。食堂的早餐有豆包、糖包或果醬包,每周有一次炸油餅,但要犧牲半小時寶貴的晨睡才能吃到。中午,食堂有一專門的窗口供應每“兩”三分錢的炸醬面或麻醬面。那個“兩”是市制重量單位,即50克,是當時普遍采用的主食計量單位。它不是指熟食的實際重量,而是指做成這些食物所耗用的米、面重量!八膬擅鏃l”不是指大師傅撈到碗里的面條只有四兩重,而是指用200克面粉所做成的面條,并包括其中的炸醬、麻醬及少量菜碼,一毛二分錢,夠食量中等的成年人完成下午的工作,再擠一小時公共汽車回家吃晚飯所需的能量了。其它窗口通常提供三個菜供選擇,一個是5分錢的素菜,夏秋是時令大路菜,冬春是永遠不變的熬大白菜(廠里的大菜窖能將大白菜儲存很長時間);一個是一毛錢左右的略含肉類和豆制品半葷菜;還有就是能明顯觀察到含肉量的兩毛錢的葷菜了。榨菜炒肉絲最受歡迎,就著它能津津有味地吃完四兩米飯和一個窩頭,還能沖碗高湯。由于大部分職工下班后都回家吃飯,晚餐就簡便些了。
那時,我尚無家小,每月能準時領到40元工資和45斤糧票(在黑市上也有頗高的含金量),在食堂換15元的飯票,加上周日吃飯和偶與朋友小酌的花費,恩格爾系數(shù)為50%。在京城里算是比上略有不足,比下則大大有余的小康之人了。
所在工廠屬于一個大型運輸公司,公司下屬的維修廠、車場、車隊遍布北京城鄉(xiāng),各單位都有自己的職工食堂。有時公出,在兄弟單位食堂就餐,難免比較一番。從價格上說,在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關系國計民生的主要食品價格是絕對一致的,帶魚都是每斤三毛八分錢,所有職工食堂中的饅頭都是二兩面票四分錢,飯館中則是二兩糧票五分錢。我遠沒貧嘴張大民那樣精明,沒留意過各食堂每碗餛飩的數(shù)量差別。但能明顯感覺出,在花樣品種和烹調手藝方面,還是各有千秋的。公司總部食堂,就餐人員少,且都是機關干部,飯菜自然做得精致些。那時,食堂間優(yōu)劣的區(qū)別主要在于誰能弄到緊俏的副食品。在物流不暢的年代,擁有長途運輸工具的車場、車隊各顯神通,為食堂捎來點兒俏貨。為屠宰廠運生豬的車隊,往往能弄來廉價的下水;給糕點長拉面粉的車隊,弄點下腳料來,能使自己食堂的面點更豐富。一次,在兄弟單位的食堂里,居然見到了久違的螃蟹,買去后特地回趟家,讓家人分享。相形之下,我所在的維修廠就沒這優(yōu)勢了。僅就公司范圍內而言,別人的食堂要比我們廠食堂好,應該算公平之議吧。
大學的食堂,永遠有說不完的故事!笆旰平佟焙,重返校園。母校所受的教誨令我受益終生,但對母校的學生食堂,實在不敢恭維。在食堂里,從沒遇到過哪位女同學無意打翻粥碗灑我一身后,讓我有機會很紳士地說“沒關系”,從而贏得芳心。排到窗口后,大師傅打菜的勺子也從沒伸向菜盆中肉多的地方。有一次,買了一份稱為某某肉絲的菜,吃到最后,屈指也沒數(shù)出有幾根肉絲。畢業(yè)實習去南方做社會調查,借宿于南海邊一所美如花園的大學。這所大學的學生食堂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并列設置了幾座食堂。同學們使用統(tǒng)一的飯票,自由選擇在哪里就餐。最后結算,哪個食堂接待的學生多,工作人員得到的獎勵就多。效果不言自明。一兩毛錢就能吃到一整條魚,加一碟青菜。那時還不興什么按名氣、學術成果給高校排名。據(jù)說,其食堂排名在高校中居榜首。
再后來,畢業(yè)了,工作了,來到現(xiàn)在的單位。據(jù)說單位食堂也是多年的老先進了,曾在相當范圍內的評比中取得優(yōu)異成績。但是,隨著國家經濟的發(fā)展,食品供應極大豐富,社會上餐飲業(yè)有了井噴式發(fā)展,單位食堂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小了。人們對飲食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是否健康,是否安全上。從這個角度說,我無意,也無法再評說誰家食堂的好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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