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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波幅何時放寬？近幾天來，這個話題急劇升溫。無論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論壇，還是在國內召開的中法金融論壇，央行行長周小川總是被中外媒體“圍追堵截”。周行長的回答則給人充分的想像空間：戰略明確、戰術模糊，長期明確、短期模糊。
看來，央行和民間的又一番猜謎式的博弈開始了。而央行出手的時機和分寸，很可能與以往如出一轍——出其不意。
出其不意，成為央行近幾年調控中一貫之的手法。而“很意外”則是市場人士對多次新政策出臺的反應。
有人對央行出手的“出其不意”不以為然：央行的職責應當是引導企業和居民有一個穩定預期，政策出臺“出其不意”未免不妥。
其實，不管是出其不意，還是事先提示，都無可厚非。引導市場有一個穩定的預期，防止經濟劇烈波動，確實是貨幣當局應有的責任，但是方式上有多種選擇。縱觀當今各國央行，既有事先打招呼的，也有出其不意的。對這個問題，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行長曾不屑地說：既然未來是一團迷霧，宣布未來的打算就毫無意義。
這就牽涉到央行調控的科學或藝術了。
把央行決策稱為科學，并沒有很長的歷史，大致萌芽于上世紀三十年代，成型于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人發明了計量經濟學模型，用大量的方程式來描述經濟狀況。央行便用它們來預測經濟運行和利率如何影響經濟運行的。但是結果很快表明，這種方式很不可靠。原來，這種方式的一個缺陷是把調控的對象——企業和個人看成是沒有生命和智慧的個體。實際上，這些個體都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他們不是被動地接受央行的調控，而是主動預測和規避央行的調控。發現這個問題的人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盧卡斯。他的發現引發了經濟學的理性預期革命，于是，計量經濟學模型中引入了新的要素，出現了新的模型。新的模型假定經濟個體能夠理解和洞察他們生活的這個復雜的世界，并不斷地計算央行的行為對他們當前或今后一段時期的財務有何影響。
令人沮喪的是，理性預期模型運用到實踐中之后，也一樣遭遇到困難。原因是它把經濟個體假設得太聰明了。實際上，經濟世界里有成千上萬的個體，他們或者無從得到準確的信息，或者面對龐大的信息不知道如何理出個頭緒。他們跟央行相比，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
在計量模型中，央行如何嚴格界定他的博弈對手一直是一個問題。因為經濟個體像汪洋大海，每一個個體都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智慧的。這個問題是那么模糊，以至于無法用數字表達。它不單是一個冷冷的數字，也是心理問題，情感問題，社會問題，有時候還是政治問題。對這么復雜的對象，只是用看似復雜實際單調的計量模型來提示決策，出現偏頗是在所難免的。不單是企業和個人在琢磨央行，央行也需要琢磨企業和個人。央行決策難，大致也就難在這里。現實生活里，到底是貓捉老鼠還是老鼠戲貓，有時候難以分清楚。
這也難怪，自從計量經濟學模型應用于各國央行決策，從而使央行決策建立在所謂科學基礎之上，距今也就三四十年；理性預期被決策者采用，也就二三十年時間，中國央行步市場經濟國家后塵，使用市場手段調控宏觀經濟，也只有20多年。與人類掌握的其他學科相比，央行在所謂科學基礎上的調控這一有形之手，還很年輕。
在全球化日益深刻的今天，外部因素對本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干預和影響也逾見深刻。就在這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上，各大國央行行長的君子風度遮掩不了為了本國利益而角逐的刀光劍影。
說貨幣當局的調控是一門綜合藝術并不過分。它既是經濟學，也是社會學，更是政治學和心理學。調控，就是博弈，就是雙方心理的互相揣摩，也是互相在最大程度上的妥協和理解。能不能讓市場得到一個準確清晰的調控信號是各國央行的責任，同時，在達到這個目標的方式上存在各種選擇。在這方面，各國央行藝無止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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