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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節不買肉，炒菜少放油。”城市低收入群體當前正深受漲價之痛。然而，“在家種地不如外出打工”，農產品價格居高，農民養豬種糧積極性仍然不高。
“這種令人費解的反差背后，隱藏著收入分配失衡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行長李明昌說，“在防止物價過快上漲的同時，政府應抓住時機將其轉化為促進收入分配格局改變的動力。”
一個低保家庭的“漲價后”生活
由于物價持續上漲，部分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生活受到影響，這成了部分代表關注的熱點話題之一。
西部某城市市民張興忠，51歲，屬二級殘疾，賦閑在家；愛人李小英，39歲，在一家報社負責送報；19歲的女兒即將高中畢業。308元的低保金，加上李小英600元的工資，總計908元是這個家庭每個月的全部收入。
漲價前，張忠興家除維持基本生活外，每月能存下一兩百元。物價上漲后，在每周吃肉次數由兩次調整為一次后，全家月基本生活支出仍比原來增加138元。再加上水電氣費、自行車停車費等13項必須支出，每月支出需900多元，已經很難再存下錢了。
全國人大代表、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易敏利說，這種情況下，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就凸顯出來，社會貧富分化極易被放大，那些中低收入群體可能因此產生恐慌心理和失衡心態，將物價上漲這一經濟事件解讀為“社會不公”。
一個村會計的11年價格清單
那么，物價上漲對農民增收作用有多大呢？兩會期間，記者連線了四川綿竹市農民饒世云，他連續11年記錄了稻谷、小麥的收購價格，具體清單如下(每兩年一列。單位：公斤)：
1997年，稻谷1.44元，小麥1.36元；
1999年，稻谷1.14元，小麥1.32元；
2001年，稻谷1.04元，小麥0.96元；
2003年，稻谷1.06元，小麥1.04元；
2005年，稻谷1.44元，小麥1.36元；
2007年，稻谷1.56元，小麥1.50元。
11年時間，每公斤稻谷、小麥價格分別上漲了0.12元和0.14元。與此同時，柴油、化肥、種子、農藥等農資價格大幅上漲。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廣安市市長王建軍說，盡管目前農產品價格持續上漲，但從多年發展來看，這只是一種恢復性上漲，是對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的合理補償。在此過程中，農民收入雖然有所增加，但總體來講幅度不大。與外出務工的收入相比，這種價格上漲對農民缺乏吸引力，農民種糧養豬的積極性依然不高。
“反差現象”推動收入分配改革
部分代表分析說，物價上漲對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影響巨大，卻對農民種植養殖積極性促動不大，這種“反差現象”說明這兩個群體在收入分配體系中長期處于劣勢位置，共同構成收入分配中的低收入極。
據了解，改革開放以來，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基尼系數，從0.29左右擴大到0.47，我國貧富差距問題越來越突出。
另一方面，整個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也出現失衡。李明昌說，在國民總收入的“盤子”中，政府部門和企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尤其是企業快速上升，而居民部分卻持續下降。2004年，政府、企業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分別比1992年上升1.1個和10.1個百分點，而居民卻下降了11.6個百分點，比重首次降到60%以下。
由于企業最終屬于投資部門，居民是最終消費部門，這種“反差格局”導致了“投資強、消費弱”的現象，企業投資轉換成的產能需要通過出口釋放，進而造成國際收支失衡。為對沖過多貿易順差，大量人民幣流入市場，成為推動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明昌認為，要穩定物價，除考慮國際價格推動和自然災害等因素外，還要平衡國際收支，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消費的貢獻率。要實現這一目標，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根本所在。
物價波動可成收入分配改革動力
塞翁失馬，焉知禍福。代表們認為，如果能處理好當前物價上漲問題，反而可以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動力。
代表們注意到，中央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入手解決物價問題的思路，政府工作報告在談到防止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時，就指出“要及時完善和落實對低收入群眾的補助辦法，特別要增加對生活困難群眾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補貼，確保他們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價上漲而下降”。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峨嵋山管委會黨委書記馬元祝說，溫總理為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列出了具體“菜單”，包括為農民、企業職工、企業退休人員等人群提高工資和退休金水平，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適當提高扶貧標準等。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多渠道為多群體提供增收途徑，讓人民群眾享受更多經濟發展成果，穩定居民消費預期，不但能解決短期物價問題，還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長遠轉變。”易敏利說。
全國人大代表、河北省工商業聯合會會長黃榮建議，政府應該通過積極擴大就業、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比例等手段，優化分配格局。同時，加大國家公共財政對文化、教育、交通、醫療和社會保障事業等公共服務產品的投入。
李明昌認為，在稅收不變的情況下，還可以考慮收回央企高額壟斷利潤、提高企業資源稅等辦法降低企業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