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近年來政府加大了對農村義務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但必須看到,中國教育不公的問題依然嚴峻,特別是城市與鄉村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示范學校與普通學校之間的差距仍很突出。
城鄉之間教育不均衡現象依然突出
位于陜北延安山窩窩里的寨子峁村小學是一個只有六名學生的學校,校舍由一口三孔窯洞構成:一間教室,一間辦公室,另一間已經廢棄。教室里只有一個講臺,十來張桌子。學前班和一、二、三這四個年級,都擠在一口窯洞里進行復式教學,一個年級的學生上課時,其他幾個年級的孩子就做作業或者自習。學校的全部開支,來源于每個學生每學期35元的雜費。 與寨子峁村小學的簡陋寒酸相比,北京市東城區某小學的現代豪華卻讓人震驚。據了解,這所小學投資上億元,設有游泳館、體育館、健身房等場館;每個教室都配有電腦、投影儀等現代化設備;學生廁所都像星級賓館一樣設施齊全。 “我國城鄉之間差距懸殊的教育設施水平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實驗中學校長龔玲表示,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前,我國城鎮已經普及了小學和初中教育,但直到2004年,至少10%的農村地區仍然沒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據調查,占總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獲得了77%的教育投資,而占總人口數60%以上的農村人口卻只獲得了23%的教育投資。 雖然近年來政府逐步免除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但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均衡現象依然突出,尤其體現在教師的資源配置方面。龔玲代表告訴記者,一方面是城市教師的超編,另一方面卻是農村部分地區的師資緊缺,尤其是農村中小學外語、信息技術、音樂、體育、美術教師的普遍短缺。
高考指標嫌貧愛富 區域之間分化嚴重
“為什么一樣的(高考)分數,卻會有不一樣的命運?這太不公平了。”濟南市一所高等職業學校二年級學生辛欣問。他告訴記者,自己的高考成績是480多分,在濟南只能上一所高職學校,而在北京,這個分數就可以被本科院校錄取。 據了解,由于北京、上海擁有的全國重點大學數量比其他省份多,重點大學的錄取名額投放又大大向所在地傾斜,遠遠超過其他省份。因此,北京、上海的重點大學最低錄取分數線比大部分省區市低幾十分甚至上百分。 “北大、清華是全國人民的,不只是北京的。”全國人大代表、煙臺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教研員李莉表示。她指出,高考招生分省定額、劃線錄取的方式,加劇了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公平。比如北京市高中畢業生數量只占全國的0.9%,而北大、清華在京招生名額卻占總招生額的13%和18%;類似情況也發生在上海、天津、浙江等其他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 對于上述問題,群眾反應強烈。“尤其是高校招生中的‘定向生’、‘保送生’、‘專升本’等,也制造了教育的不公平。”李莉代表說。 “高考指標的嫌貧愛富已成為教育不公的突出表現之一。”李莉代表說。她認為,重點大學分數線和招生指標向大城市、富裕家庭、文化發達地區傾斜,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不公平,容易導致經濟文化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出現更為嚴重的兩極分化。
示范校“肥得流油” 普通校捉襟見肘
大連一所重點高中2006年招收新生550人,其中自費生100人,每年學費3000元;擇校生130人,一次性收擇校費3萬元。僅招生一項就收入420萬元。記者看到,這所學校有設備先進的多媒體教室,僅裝修一個辦公室就花費七八萬元,而且在職老師人手一臺手提電腦,一身校服千余元;而與其相鄰不遠的一所普通高中,竟連一個實驗室都沒有,連一兩萬元購買設備的錢都拿不出。 一位普通小學校長無奈地對記者說:“我們學校要建微機室,學校沒錢又不能向學生收。學校是花錢的地方,現在生均經費連辦公費都不夠,學校如果不自籌資金,連水電費都支付不起。” 一邊是政府生均經費投入不足,普通學校發展乏力,一邊是政府斥巨資打造精品,示范學校“肥得流油”。基層教育工作者對此意見紛紛,許多中小學校長向記者發牢騷說,在很多地方財政只保教師人頭費,根本不撥生均經費,不是政府拿不出這個錢,而是教育政績觀在作怪。因為教育是個慢功夫,短期內見不著成績,不如建名校、搞政績工程立竿見影。他們認為,投資上億元建一個學校,只能進一步擴大差距,造成新的教育不公。 雖然去年9月1日實施的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中明確,“不得將學校分為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但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各地政府對各級示范學校、重點學校的政策傾斜使其依然膨脹發展。 “20世紀80年代,我國建立一批重點學校,目的是在我國教育資源總體短缺的情況下,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解決人才緊缺的問題,然而卻事與愿違。”李莉代表告訴記者。她表示,重點中小學的畸形發展使其成了“教育貴族”,人為地將學校均分成了一、二、三類。 李莉代表說,1995年,在聲討應試教育、主張素質教育的背景下,示范學校政策取代了重點學校政策。然而,打著“素質教育”旗號的“示范學校熱”卻在教育領域造成了新一輪教育差距的擴大。在農村,由于政府投資經費少,別說是建示范學校,就是建普通學校都有困難。這種傾斜政策客觀上加劇了教育的兩極分化。
會外專家:家庭背景影響學生受教育機會
濟南市一位姓鄭的低保戶無奈地對記者說,孩子上初中二年級,只能按片就近升入一所普通中學。這所學校設施差、師資力量弱,有“本事”有錢的家長都讓孩子擇校了,留下的學生越來越少。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認為,學生的家庭背景已經強烈地影響了他們的受教育機會,同時教育不公又進一步加大了社會階層分化。由他負責的課題組在對我國10個城市40余所高中的調查中發現,約有1/5的學生通過交贊助費和擇校費進入高中,城市重點學校的擇校生比例最高,為25.2%;此外,還有6.5%的學生動用了社會關系。城市重點高中,來自較高社會階層家庭的學生是較低社會階層的1.6倍。 四川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吳定初認為,教育是一種社會調節器,使各種人有公平晉升的臺階。現在教育存在的不公平實際上使中低收入階層子女的晉升之路越來越窄,從而使教育喪失其調節功能。 北京師范大學杜育紅等專家則認為,教育不公不但會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公,還會制造新的不穩定因素,因此絕不能因為社會不公平現象而加大教育不公平,又因為教育的不公平反過來進一步增加社會的不公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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