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全球科技創新格局深度重構的歷史機遇，加速國家科技創新力量建設，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已成為把握發展主動權、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抉擇。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新征程如何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作出全面部署，對高校及科研機構、科技型企業的定位和布局提出了明確要求。近年來，我國科技創新不斷引領生產力革命性突破，重塑技術治理模式及現代經濟倫理框架，技術成果轉化實現范式躍遷。但與科技創新突破速度相比，我國科研管理仍面臨體制機制障礙，亟待通過多維度系統性現代管理體制變革實現我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贏得戰略主動。

　　創新驅動下高水平科技發展取得新突破

　　技術集群協同效應引領生產力革命。科技創新是新質生產力形成和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通過技術更迭形成的突破性成果持續釋放經濟潛能。數字經濟時代，以云計算、5G為代表的數字技術集群形成協同創新效應，推動社會生產力實現多維突破。新一代信息技術通過實時數據分析重構產業運行邏輯，優化企業供應鏈管理，實現運營成本的結構性降低。人工智能技術體系（生成式AI、智能機器人、無人機等）的深度融合，持續優化生產流程，縮短研發創作周期，降低了人力依賴。以3D打印、輕量化材料為代表的先進制造技術，正在突破傳統制造業的物理約束，顯著提高生產效率，工業生產進入精度與效率雙重躍升的新階段，有力推動了生產力水平質的躍升。

　　技術治理模式和經濟倫理原則重構。科技創新引發的治理邊界突破正在重塑現代經濟倫理框架。隨著技術要素深度滲透到生產、分配、消費全鏈條，技術可能性與社會價值體系博弈引致傳統的經濟倫理框架被不斷重構。算法的公平性和數據要素的普惠性減少了招聘及信貸中的歧視，降低了技術服務門檻，促進了資源匱乏地區的技術接入，公平性和透明度不斷加強。去中心化的數據治理以及數字勞動權利的重構引發了全民對數據所有權的歸屬和新型勞動關系的關注。人機共生、碳計量技術等創新應用推動形成了勞動權益保障、環境責任量化的新型倫理原則。

　　場景驅動型創新轉化范式崛起。隨著科技和經濟社會加速融合，技術精度顯著加強，創新轉化范式發生深刻改變。我國科技創新已由追趕型向引領型轉變，原始創新與集成創新逐漸增多，科技成果轉化經歷了線性范式和平臺范式，正在向數字經濟時代的場景范式躍遷。傳統邏輯的線性范式導致科研成果轉化過程中技術供給與市場需求難以匹配，隨著共享經濟和平臺經濟的興起，注重平臺間的互動協作和網絡效應的平臺范式受到關注，但其存在的數據安全和隱私泄露風險不容忽視。新發展階段，場景范式伴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正成為新突破，利用場景優勢實現技術創新和場景應用的深度融合，在戰略導向、市場導向及前沿導向的引領下，正在形成“技術研發—場景驗證—產業應用”的閉環體系。

　　采用新舉措推進現代科技管理體制變革

　　健全現代化政府科技治理體系。建立與科技創新規律深度契合的治理體系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制度基石。一是建立科技創新動態評估機制。明確政府的創新服務職能，全面梳理現行創新政策，系統性清理低效冗余的規章制度，重點強化基礎研究支持、知識產權保護等制度供給，將政策重心從單一項目管理轉向創新要素全周期服務。二是完善創新主體協同治理機制。通過“負面清單+正向激勵”引導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等創新主體明確戰略定位，通過有序鏈接形成創新合力，同時通過數字孿生技術實現創新資源的可視化調度，遏制低效重復建設。三是構建科技倫理信用治理體系。將科研誠信納入社會信用體系，建立健全行政性懲罰與社會監督相結合的多主體聯合治理機制，開發科研全流程追溯系統，從制度和技術雙重維度防范短期逐利行為，打造良好的生態信用環境。

　　提升高校與科研機構創新效能。高校與科研機構既是產業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也是前沿科技探索的先鋒。一是構建國家戰略導向的創新管理體系。探索建立“戰略牽引—學科適配—效能閉環”的科研管理新范式，立足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布局，以科學合理的學科布局強化學科創新建設，注重政產學研用深度融合，建立“科技孵化+市場化”價值評估體系，實現基礎研究到產業化的精準銜接。二是推行知識資本化分配模式。建立科技成果轉化激勵機制，試點科研人員“揭榜掛帥”制度，綜合學術貢獻、技術價值、社會效益構建“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薪酬分配體系，實行更科學的分類評價與分類管理，拓寬崗位晉升通道。三是搭建數字化科研框架。推動高校與科研院所的數字化轉型，建設科研數字化管理系統，集成項目申報、設備共享及數據治理等功能板塊，實現管理規則的一致性表達和科技管理活動的精準分析預測，以數字化科研驅動科技管理創新，優化科研流程和資源配置。

　　重塑科創企業組織管理創新范式。企業是原創技術的策源地，科創企業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力量。一是構建科創企業動態戰略決策框架。站在產業鏈全局角度，培養具有產業技術戰略思維的企業家精神，強化“技術+商業”復合認知體系，識別技術演進趨勢與產業升級的耦合點，在技術引進、自主研發、跨界融合等路徑中動態調整戰略重心。二是打造兼具敏捷性和韌性的企業組織架構。實施以網絡化架構為核心的組織設計，通過數字化平臺實現企業資源按需調配，形成自我重組能力，同時適應技術快速迭代基因，借助數據中臺及時調整戰略校準周期，打破部門邊界，實現跨部門協作，提高企業組織韌性。三是建立創新高效的人才管理范式。探索建立“人才與技術動態共生”的新型組織契約，推動項目制、任務制彈性用工模式，利用企業技術路線圖實現人才與技術適配，同時建立人機協同的進化型學習組織機制，實現“干中學”指數級能力提升，形成可持續的人才創新涌現能力。

　　構建開放包容可持續的創新生態系統。打造“數據治理—技術融合—資源整合”的創新支撐體系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生態根基。一是強化數據要素治理。推行數據主權分級授權制度，建立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產權制度框架，同時通過“同態加密”等隱私計算方式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實現數據“確權可用、流通可控”。二是創新技術融合體系。打破創新技術跨區域、跨領域操作壁壘，推進技術接口標準化協議，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領域制定通用及時協議，建立共性技術專利池共享機制，將分散的創新資源轉化為可組合的模塊化技術資產。三是提升科技資源再配置能力。實施創新平臺動態評級制度，依托倫理嵌入和技術濫用監測技術實現對創新平臺的實時風險預警，通過撤、并、轉等方式推進各類平臺重組，建立平臺退出補償機制與資源再配置通道，形成“評估—預警—優化”全周期治理閉環。

　　（作者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