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3月11日消息(記者 王曉蕾 賈斯曼)港珠澳大橋、高鐵、5G……過去一年，一大批重大科技攻關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新動力;霧霾防治、腫瘤重大診療設備、原創抗阿爾茨海默癥新藥等一批先進技術的應用也不斷提升著民生福祉。

　　千秋基業，人才為本。“去年，我們在改進項目評審、機構評估、人才評價，破除‘四唯’，擴大科技人員自主權等方面發力，一大批務實改革舉措落地生效”，在今天的兩會發布會上，科技部部長王志剛表示。

　　2020年我國將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如何保障科研工作者權益?如何加強我國基礎研究能力?科研經費又該如何管理和使用?

　　2020年我國將步入創新型國家

　　“根據科技創新‘三步走’戰略，到2020年我國將進入創新型國家。這就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把科技創新擺在核心位置，作為重要支撐和引領力量，也作為發展的重要動力”，王志剛表示。

　　最近幾年，我國在科研領域成績亮眼，既服務了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又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科技創新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全國人大專門修訂了《科技成果轉化法》。記者了解到，2017年，高校科研機構2700多家，轉讓各項科技成果35.4萬項，增長了近60%，合同額達到了751.76億元，同比增長27.5%。

　　在基礎研究領域，2018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7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顯示， 2017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為975.5億元，比上年增加152.6億元，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究與開發經費的比重為5.5%，達到200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去年我國按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排名，綜合科技創新排在第17位。科技貢獻率達到了58.5%。在研發投入、論文數、專利數、高新區等方面的指標，去年都有很好的表現”，王志剛指出。

　　從0到1：提高基礎研究經費

　　雖然最近幾年我國科發展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王志剛也表示，在基礎研究方面，特別是在0到1的顛覆性技術和基礎理論、基本研究方法的探索上還有不足。

　　基礎研究是整個科技創新的總源頭。“2018年我國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為19657億元。但其中基礎研究經費為1118億元，僅占經費總量的5.7%，這個比例不夠。目前，大部分發達國家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究與開發經費比例在15%以上”， 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李林表示，我國在科技領域關鍵核心技術上仍受制于人。

　　全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曾表示，我國的基礎研究從投入結構來看，仍以政府資金為主。還沒有形成以基礎科研發展帶動科技轉化，企業和科研機構共同建立創新機制的健康生態。

　　“目前，中國的基礎研究經費占比基本上是中央財政投的，地方財政和企業投得很少。但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好的勢頭，在中央財政持續加大投入的同時，我們的企業特別是一些高新技術企業，以及把科技創新作為企業持續發展能力和競爭力的企業，現在都開始把基礎研究作為重點了，包括對數學和其他基礎學科的投入”，王志剛坦言，企業選擇一批人從源頭上探索相關領域的方法、原理，以及在理論上有哪些突破、在實踐中有哪些創新。“我們對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技術創新要有統籌，因為基礎研究往往不是研究的終點，論文本身也不是這個成果的句號”。

　　經費“包干制”要跟“放管服”結合起來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進一步提高基礎研究項目間接經費占比，開展項目經費使用“包干制”改革試點，不設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團隊自主決定使用。這是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科研經費包干制改革試點這一舉措。

　　記者了解到，現行的科研經費主要實行預算制和報銷制，但科研人員在申請經費使用時要求一定要預算準確。“科研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在實施過程中很多因素會導致不能達到預期進展，所以很難在事前確定一個具體預算”，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院士、中國礦業大學教授何滿潮坦言。

　　對于此次的項目經費使用“包干制”改革，何滿潮表示，這一政策的實施，可以把科研人員從繁瑣的管理體系中解放出來，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中，最大化地解放科研生產力。讓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真正落到實處。

　　“作為政府來講，實際上是要把包干制跟‘放管服’結合起來。它是一種‘放’，但是‘放’不等于不管，只是管的方式、管的理念會發生變化”，王志剛指出，試點本身也要有范圍和對象。目前，已經遴選了60多家進行試點，這些被選的試點單位，必須具備在科研管理上很規范、科研成效很顯著、帶頭人具有科學精神和科研操守等前提。“在試點中把這一政策不斷推進、不斷完善，最后變成一種新的科研經費和項目的管理方式，通過改革來激發創新主體、科研人員的積極性，讓他們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獲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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