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這里的醫生人數過多,且完全不成比例。”1920年,巴勒斯坦醫學協會在猶太雜志上向全球的僑民醫生發表了一封情感真摯的公開信,敦促他們不要移民到這個國家,稱該地區已有85名醫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兩倍。
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盡管現在以色列的外科醫生數量已增至2萬名,但供需矛盾依舊沒有解決。
醫學歷史學家施瓦茨教授和已故的多倫教授在他們的研究中記錄了每所新的醫學院創立時醫療機構的反對意見。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哈達薩醫學院是以色列僅有的一所醫學院。
1964年,當特拉維夫大學準備開設醫學院時,哈達薩醫學院試圖阻止。幾年后,兩所學校又聯手反抗位于北部城市海法的以色列理工學院醫學院的開張。
當內蓋夫本古里安大學提議在南部中心城市貝爾謝巴建立自己的醫學院時,這三所已有學院又聯合起來強烈干預。
故事在幾年前薩法德醫學院成立時再次重演。
7月24日,以色列計劃建立第六所醫學院,這次是在約旦河西岸的艾里爾大學,其他學校醫學院院長的反對意見再次浮出水面。
盡管如此,高等教育委員會的規劃委員會仍然批準了該計劃:第一期共70名學生即將踏入這所新的醫學院。同時,高教委計劃將全國醫學生入學總人數提高到每年950人。
以色列擴張醫學教育迫在眉睫:在相關機構抱怨他們接納學生能力的同時,許多未來的醫生已經選擇出國接受醫學培訓。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以色列的外國培訓醫師比例為58%,高于西方其他任何國家。
該國衛生部數據顯示,進入醫療保健系統的外籍醫生數量在過去十年中幾乎翻了兩番,從2007年的238人增加到去年的895人。相較之下,申請醫師執照的當地醫學院畢業生人數在此期間僅從310人增加到590人。
也就是說,未來大多數醫生所接受的課程內容、教學類型和實踐經驗的質量均由別國掌控。可以印證的是,來自不同國家的醫學院畢業生中通過以色列執照考試的人數差異很大。
大學、高教委、衛生部和醫院等,牽扯部門太多,卻沒有任何一個部門能負全責,這讓以色列自建國前的醫療產業怪相一直延伸至今。
可是,最令人困惑的是,以色列醫學院每年錄取的大部分不是當地學生,而是數百名來自北美的年輕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會留下來執業。
為了減少外國醫學生人數,高教委已經一再提高外國醫學生的學雜費。可是,包括此舉在內的很多措施都沒能降低醫學院留學生數量。據統計,每個外國醫學生平均給學校帶來50萬謝克爾(約合13.7萬美元)的學費收入。
分析普遍認為,以色列需要“下猛藥”,迅速解決醫學教育危機,因為現有專科醫生的數量已經連年供不應求。專家極為短缺,病人預約等待的時間越來越長,即使是在需求不高的周邊地區也是如此。
更糟糕的是,這種“短缺”僅停留在對社會現象的總結,不論是以色列醫學協會還是衛生部,竟然沒有任何統計數據。代表醫學專家利益的組織米莎姆發布的報告稱,預約等待時間已延長至數月。在一些需求最高的專業領域,等待時間長至兩年。
很多分析人士呼吁,如果以色列要成功解決醫生短缺問題,需要制定一項涉及醫學教育和醫療保健系統的全面計劃。這一切不妨就從數據統計做起。
針對在經營投資中造成國有資產損失或其他嚴重不良后果的中央企業經營管理有關人員,形成分級分層追責和責任機制,同時對于實行重大決策終身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