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人民幣這一年的上漲，到底是因為市場供求轉變而走出了獨立行情，還是主要受到美元下跌影響，市場態度則有所分歧。

　　國家外匯管理局(以下簡稱 “外管局”)1月18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銀行結售匯逆差為1116億美元，相比2016年大幅度下降67%。另外，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也同比下降59%，縮窄至1245億美元。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雖然銀行結售匯是影響我國外匯供求的主因，但不是全部內容，如果綜合考慮即期、遠期結售匯以及期權等影響因素，2017年2月以來，我國外匯供求就開始處于基本平衡狀態。”

　　更值得關注的是，從2017年全年的結售匯狀況變化趨勢來看，中國外匯市場供求一直在逐步趨于平衡。外管局數據顯示，2017年前兩個季度，銀行結售匯逆差分別為409億和530億美元，三季度逆差收窄至190億美元，四季度轉為順差12億美元。

　　從結構上看，導致2017年結售匯逆差大幅度縮小的直接原因，是銀行結匯的上升。

　　2017年，銀行累計結匯16441億美元，比2016年大幅度上升2058億美元，但售出的外匯則大致相同，都為17000多億美元。這表明市場的購匯需求總體穩定，但結匯需求則在上升，即個人和企業持有外匯意愿減弱，年初人民幣單邊貶值的市場預期已蕩然無存。

　　跨境資金流轉折年

　　2017年可謂是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從凈流出走向基本平衡的轉折之年。

　　從外匯儲備來看，2017年外匯儲備回升1294億美元，結束了連續兩年的下降趨勢。從資本流向來看，非儲備金融賬戶由逆轉順，2017年前三季度實現順差1127億美元，而2016年這個數據是逆差4170億美元，跨境資本由凈流出轉為凈流入。從市場交易主體來看，結匯率較2016年上升3個百分點至63%，企業、個人都是更多地根據自己的實際需求安排跨境收支和結售匯。

　　而促使中國跨境資金趨向基本平衡，則是2017年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與持續回升。2017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不僅沒有像年初多家金融機構預計的“破7”，反而一路高歌至今年1月17日的6.4335，創下2015年12月10日以來新高。

　　“2017年人民幣走勢超市場預期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市場沒有預計到2017年美元指數那么弱，從去年初最高的103.8跌到今年初最低90.125;二是沒有預料到中國的資本管理政策那么有效。”Vanguard集團投資策略及研究部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王黔表示，“中國監管政策十分靈活，如在人民幣貶值情況下避免‘羊群效應’引入逆周期因子，在人民幣匯率上升時期則讓各報價行自行設定逆周期系數，使之與市場真實供求對應。”

　　但是，對于人民幣這一年的上漲，到底是因為市場供求轉變而走出了獨立行情，還是主要受到美元下跌影響，市場態度則有所分歧。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會受到美國經濟影響，但并不是說美元指數強多少人民幣就一定弱多少。”某股份行外匯交易員表示，“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在供求關系的影響下，人民幣已走出一波獨立行情，如10月在美元指數上升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也上升。未來人民幣匯率將更多受到供求關系影響。”

　　另一位香港地區的外匯交易員則認為，美元本身的下跌和監管部門的管理政策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起到較強的支撐作用。

　　“固定資產投資仍然不高、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需求還沒有完全釋放，加上全球主要市場貨幣政策都在從寬松向正常調整，國內外支撐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破6.5的經濟基礎并不強，預計2018年會在雙向波動中隨著美元的強弱而變化。”該交易員表示。

　　亨達集團創辦人鄧予立表示，人民幣現已成為歐洲央行、德國央行等多國儲備貨幣，而儲備貨幣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匯率穩定，這也是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認可。“因此，2018年人民幣匯率仍然將是小幅的雙向波動，預計將在6.35-6.85之間。”

　　樹立“風險中性”意識

　　2017年的人民幣匯率經歷了“過山車”般的行情，對有涉外業務的企業帶來了影響。目前已有不少上市公司發布的業績快報表示，2017年人民幣匯率變動給公司帶來了匯兌損失。如百隆東方公告稱，因人民幣升值，初步預計公司及下屬子公司2017年將形成匯兌損失約1.5億元人民幣。

　　也有一位從事紡織品外貿的企業負責人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2016年，因為人民幣貶值引發的利潤減少，所以2017年初在聽取了多位專家意見后，選擇利用遠期外匯交易來進行匯率避險，但結果同樣不盡如人意。“2017年3月份和銀行簽訂了合約，約定三個月后以7左右的價格購買美元，但當時即期匯率卻是6.78，我們損失慘重。”

　　但王春英認為，這實質上是企業對套期保值認識不到位，中國企業的匯率“風險中性”意識還需加強。“套期保值實際上是花一定成本來鎖定風險。而一些企業不愿意支付這個費用做套期保值，或者把套期保值當做賺錢工具。這些容易引發外匯供求矛盾，及人民幣匯率、利率調整等風險，造成市場恐慌或者踩踏，也會損害企業自身。”

　　“未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將進一步完善，但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需要考慮市場，但是市場風險承受能力往往和市場的風險意識和管理水平有關系。如果企業不改變對人民幣匯率固定的思維，仍是不保值或者賭單邊，那么即使面對正常的匯率波動也可能不適應，進而產生非理性的恐慌行為，這樣反過來就會束縛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王春英表示，“2018年，我們會在引導企業樹立‘風險中性’意識的同時，通過推動外匯市場的進一步改革，來更好地滿足市場主體避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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