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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厲以寧 |
?厲教授認為，從1979 年起，中國進入了“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的雙重轉型階段，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兩種轉型的結合或重疊，是沒有前例的”，當中積累的經驗包括：要以體制轉型帶動發展轉型；解放思想，清除計劃經濟理論的影響；把產權問題放在改革的首位；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民生；不斷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核心是鼓勵自主創新；重視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通過提高城鎮化率繼續助推實現雙重轉型；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以緩解就業壓力，調動民間的積極性和民間資本的潛力。
從表面上看，厲教授這些娓娓道來的大白話和大實話似乎無甚高論。但我們不要忘記，我們之所以覺得稀松平常，恰恰是因為這些主張是在過去數十年實踐的基礎上得以提出、補充、修訂，并最終深化與上升為理論。可以說，厲教授這本《大變局與新動力》的前半部分，揭示的恰恰是從嘗試到常識、從具體進入抽象的過程，也就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共同知識”的形成過程；而這本書的后半部分所重申與強調的關鍵與重點，則是從常識到重拾、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也就是面對新問題、尋找新動力、構建新理論的過程。
目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增速放慢乃至遇到下行壓力的“新常態”。厲教授認為，“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原有發展方式的不足之處就會相繼反映出來，這就是紅利喪失的主要原因”。但所有紅利都依賴于我們“從無到有”或“推陳出新”的創造。在國企改革、城鎮化改革、財稅改革和社會治理體制改革者四大領域的改革之外，厲教授提出，我們應當用新體制、新機制的制度環境，用群眾和企業的活力，用創意、創新、創業和競爭，去努力保護和促成新紅利的涌現，包括新人口紅利、新科技紅利等在內的新資源紅利，以及包括社會和諧紅利在內的新改革紅利。只要不停地有新紅利涌現，就不必擔心經濟停滯和社會衰退，而且“各種紅利一直是相互聯系的，它們作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啟發，相互促進”。
“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都沒有終點，也不可能有終點”。實踐要求研究者不斷學習、成長、提高，也要求理論不斷修正、豐富與完善。在“市場的道德與效率”一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厲教授更為深入的探索與反思。
厲教授指出，在傳統的經濟學思想與方法的指引下，“效率標準是經濟學的標準，效率判斷也是經濟學中的判斷，而道德標準和道德判斷都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或研究任務”“通常只著重經濟因素與技術因素，而忽略非經濟因素與非技術因素；只在意利益的影響，而不注意社會責任感與公共目標的作用；只強調物的價值實現，而忽視人的價值實現”。厲教授進一步闡述，要想提高效率，發揮潛力，就要正視、尊重和倚重效率的道德基礎，“一要靠對人的自主性的尊重，以便人的積極性、創造性能得到發揮，二要靠人際關系的協調，靠人同團體、組織、社會的適應”。
厲教授認為，改革的“攔路虎”包括利益集團的干擾、制度慣性的存在、完善與獨立的市場主體的缺乏，要深化改革還必須重視信用體系的建立和道德力量的調節。事實上，厲教授的這一主張可以進一步引申開去，那就是：個人、社會與政府都要講求信用，都要受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調節。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在大變局下實現厲教授所指出的他律和自律并重、法律與道德的并重、經濟與文化并重，鍛造厲教授所期盼的動力、信念、精神，造就厲教授所重視的“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個體”，最終獲得厲教授所強調的“新改革紅利”尤其是“社會和諧紅利”。
市場經濟并不必然伴隨著錢權交易、尋租和腐敗等丑惡，也不必然帶來理想、完美、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但市場經濟無疑比平均主義更利于效率和發展，又比單靠權力來分配資源和收入的方式更公平。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價格改革或企業改革為主線、“激進”或“漸進”、“市場”或“股份”、宏觀體制或微觀基礎等等之間的分野，或許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涇渭分明。恰恰相反，任何一位有社會情懷、有公義良知的學者，都應當保持自己對真實世界與重大學術問題的敏銳體察和解釋力，都應當相信市場的分工、競爭與合作的巨大力量，都應當牢記每個個體都絕不是無足輕重的數字，都應當避免只看效率、只談產出的庸俗的形而下，都應當警惕與抵制某些從“管治一切”變為“管制一切”的部門本位思維。
薩繆爾森曾經說過，要讓經濟學“帶有一顆溫暖的心”。我們期盼更多像厲教授在本書中所著手構建的“有溫度的經濟學”。這種以人為本的原則與情懷，這種對中國經濟實踐具有超強解釋力和科學指導力的概念、規律、范式結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框架，這種思想解放、理論創新、經濟改革之間的良性互動，才是“中國特色經濟學”以及中國經濟學界真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所在。
（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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