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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庚堯 出版：東方出版中心?

　　鹽業，可謂我國古代經濟的一面鏡子。因為鹽是生活的必需品，掌握了鹽，就握有了巨大的財源。我國鹽業專賣壟斷經營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時代，管仲在齊國的經濟改制中就創立了食鹽專賣制度。自漢武帝起，各朝都對鹽業實行不同程度的專賣（其專賣商品還有鐵、酒、茶葉、礦產品等）。不過，對食鹽是否該實行專賣，歷代都有不小的爭議。最有名的爭議，當屬公元前81年漢昭帝時代召開的“鹽鐵會議”。當時，朝廷從全國各地召集60余名賢良文學之士到京城長安，與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朝廷官員討論民生問題。會上，賢良們從儒家的民本立場出發，認為鹽鐵等壟斷專營政策是“與民爭利”、“與商賈爭市利”，要求“罷鹽鐵、酒榷、均輸”。而桑弘羊則從國家的立場出發，認為維持壟斷經營，可以保證國家穩定的稅收，同時“排富商大賈”，防止大賈兼并掠奪，最終損害民眾利益。這場爭議后來被記錄下來，成了一本有名的著作《鹽鐵論》。

　　《南宋鹽榷》是一本解讀南宋食鹽政府專賣制度的學術專著，南宋朝廷鹽業專賣所得的收入當時被稱為“鹽榷”，作者梁庚堯從不同角度探究了南宋鹽業的地理分布特點、興盛與衰敝的過程、政府法令的推動與成敗、私鹽的產生機理與防治等問題。梁庚堯在序中表示，開始想要研究南宋鹽業，起于1977年他博士班畢業之后，為了研究南宋的城市而搜集史料，讀到了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八“方子默墓志銘”中的一段記述，說位于長江岸上江南西路的隆興府（洪州），“官令城中鹽肆各出綴易楮，鹽儈魏彬請括責南昌、新建口岸三千鹽肆，如城中法”。他一直想“三千”鹽肆會不會是“三十”之誤，但即使是“三十”，也讓他印象深刻。城外江邊的口岸，光是專門銷鹽的店家就有三十家，城中可能更多。這些鹽肆，應該不是零售商店，而是批發或轉銷的牙家。這段史料，讓他深深體會到鹽業在宋代商業上的重要性，因此萌生了研究的念頭。

　　南宋鹽業到底有多繁榮？經濟史學家全漢昇在《唐宋政府歲入與貨幣經濟的關系》中提振，從北宋以來，鹽利已在朝廷財政收入中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當時人稱：“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南宋在產鹽地設有鹽場，又稱鹽柵、鹽亭、鹽團，從事生產的鹽戶稱為亭戶或灶戶。按規定，鹽戶不得改業，二稅折鹽繳納，科敷色役則可以免除。鹽戶若干戶共用一灶煎鹽，朝廷規定各戶煎鹽的數額。若干灶又組成一甲，由鹽戶充任甲頭，彼此互相稽查，以防止私煎私賣。朝廷在鹽場設有催煎官員，專司督導鹽戶煎鹽。鹽戶從朝廷那里領取工本錢，將所煎鹽如額交至朝廷在各地所設的買納場倉，朝廷還設有買納官員或倉官，負責向鹽戶購鹽。鹽戶額外多煎的鹽貨，被稱為浮鹽，有別于額內的正鹽，朝廷以較工本錢略高的價錢收購，以防其流為私鹽。

　　梁庚堯發現，在運銷制度上，南宋時期的食鹽運銷，可視為北宋末年新鈔鹽法的擴張與限制。鈔鹽法，亦即宋代食鹽專賣中的通商法，由商人向中央政府的榷貨務納錢，算請鹽鈔，再到產鹽州縣憑鹽鈔請鹽，運銷于指定的市場。此法起自北宋，南宋時通行于兩淮、兩浙、江東西、湖南北、京西等銷售淮浙鹽諸路。此外，南宋四川所行的引鹽法也效自鈔鹽法，引鹽法同樣由商人向官府納錢買引，請鹽運銷。據學界已有的認識，在新鈔法下，商人納至榷貨務的鈔錢完全由朝廷運用。雖說食鹽從生產到運銷，都由官府直接控制，但宋代對食鹽的征榷，并非采取單一模式，大略可分為官鬻與通商兩種方式。官鬻為官府直接專賣，由官府自運自銷，甚或配售于民；通商則為官府間接專賣，由商人向官府請鈔運鹽。

　　南宋初年，為了恢復生產，招諭因戰爭而逃散的亭戶歸業，采取各種措施，以安定他們的生活。對鹽商，則致力于增強他們對于貨幣穩定的信任，為他們排除各種銷鹽的障礙。政府改善亭戶生活、以穩定的幣值和優惠的措施爭取鹽商入納的態度，延續到南宋中期。發給亭戶的鹽本錢陸續增加，而物價比起南宋初年又明顯下降，使得亭戶的實質收入有所提升，生活逐漸富裕。鹽商有大商、小商之分，雖然官府倚靠大商多銷鹽貨，但也保護小商，干預大商不合理的行為。

　　私鹽一直是讓南宋朝廷大感頭疼的問題，即便在鹽業恢復生產之后的黃金時期，私鹽也從未杜絕。梁庚堯認為，私鹽的生產與運銷在南宋不僅存在，而且已成了經濟社會活動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南宋的私鹽是如何產生的呢？一些在官府管制之外的鹽戶以生產私鹽來謀生。此外，即使在官府管制之下的鹽戶，他們在繳納官鹽的同時，也照樣生產私鹽。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一方面由于管制不嚴，給予鹽戶以生產私鹽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因鹽戶應得的收入常常遭到克扣，繳納鹽貨時又被多稱，于是只有借生產私鹽來維持生活。此外，私鹽還有一個來源，那就是官鹽遭到偷盜。出乎一般人常識的是，私鹽不僅價廉，而且物美。價廉不難理解，其價格可以只是官鹽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何以又能物美呢？本書的研究指出，私鹽并不像官鹽那樣夾雜泥沙，更何況，官府所出售的食鹽還時常短斤少兩。

　　雖然南宋朝廷頒布有處置私販食鹽的嚴格法令，而且不斷申嚴，無奈效果總也不怎么理想。官府緝私組織的寬容松懈，助長了私鹽的盛行，然而當官府為了財政的需要而加強鹽禁時，卻又容易引發鹽寇動亂，造成社會動蕩。南宋朝廷于是陷入了兩難的選擇困境。當然，這個困境不足以壓倒鹽榷，所以很少量的私鹽販運是可以被容忍的，而徹底根絕私鹽也就只能是一種理想化思維了。

　　那么，最終是什么壓倒南宋的鹽榷呢？梁庚堯認為，是對亭戶的剝奪與傷害。南宋晚期，物價大漲，朝廷卻因為財力困竭，發給亭戶的鹽本錢日益困難，鹽本錢雖因紙幣貶值而調高，但調高的幅度卻遠遠趕不上物價的漲幅。南宋末年，面對鹽務的衰敝，官員黃震有這樣的感慨：“正緣南渡以后，護養根本，民生樂業，鹽額所以再登，今當敗壞之極，乃不思根本之計。”梁庚堯分析說：所謂“根本”，實指亭戶而言。南宋初年，政府對淮浙鹽場的興復措施，以安集亭戶為首要，稱得上是“護養根本”；到了南宋末年，朝廷已無力整飭鹽場吏治以改善亭戶的境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