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國政治迎來了南北戰爭、進步改革以來最具戲劇性的一幕，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這是美國自由主義者、溫和保守主義者甚至新自由主義集團都不愿看到，也始終難以接受的結果。不僅是因為特朗普好斗成性，撕碎了美國政治和文化領域的諸多慣例，打破了許多項“政治正確”，而且他確實說對了很多問題，比如，美國經濟、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困局，是多年來民主黨和共和黨雙方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團的政策共同塑造的結果；全球化、自由貿易、金融創新沒有讓美國大眾受益，而是讓美國藍領階層成為了嚴重的受害者。特朗普對這種現有的權力、資源分配局面和媒體話語、理論解釋體系提出了挑戰，也就意味著會成為多類利益主體的對立面。

　　美國最有名望的經濟學家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2016年出版了新著《重構美國經濟規則》。這是一本廣受關注的著作，因為斯蒂格利茨本人長期以來就是美國經濟學界的“非主流”，他一直強調金融創新及去除監管帶來的是金融及實體經濟領域的強烈不穩定。一定程度上，斯蒂格利茨確實認同特朗普有關畸形式的全球化、自由貿易造成了美國民眾的受損的看法。但區別在于，斯蒂格利茨完全不能認同特朗普標簽化、簡單化將美國現有問題歸結于貿易和移民的看法；后者政綱的一大核心在于繼續減稅并大幅削減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部分強化的監管體系，前者的看法恰恰相反。

　　《重構美國經濟規則》篇幅并不長，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致力于解讀美國經濟、社會等領域出現的問題。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已經突出影響到了社會的各個層面，但不同的經濟學派、政治理論對此給出的解釋卻大相徑庭。主流經濟學家或傾向于低估不平等程度，強調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有利于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以滴涓方式讓社會各階層受惠，但這種解釋在近幾十年的美國和歐洲國家財富增長分配的翔實數據面前，就顯得非常牽強；或將之歸因于技術增長的結果，認為新科技革命釋放了較多的增長紅利，也導致了財富分配的不公平——這樣的觀點根本經不起求證，因為在歐洲國家、日本、韓國，同樣的科技革命進程所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遠不如美國嚴重；另外，美國社會中，許多高技能人才越來越多地從事低技能工作，被擠入低薪階層，這種現象顯然不能用新科技革命釋放紅利來解釋。此外，一些政治學者采用接近于特朗普式的理由，認為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用不公平的貿易和匯率等政策，“劫掠”了美國等工業國家的增長成果，但這種政治話語很難找到以為佐證的數據支持。

　　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經濟出現不利于持續增長的問題，不平等現象日漸突出，歸根結底是經濟規則偏離了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首先，依據傳統經濟學建立的模型已經被證明存在較為突出的漏洞，歐洲一些國家的案例說明，經濟增長與保持公平完全可以實現相對平和的兼容。美國的經濟規則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是，很多領域內助推壟斷、妨礙競爭，讓壟斷租金增長、薪資以及通過自由競爭能夠獲得的財富分配都有所下降。其次，美國20世紀80年代之后長期推行的放松管制、降低稅收、鼓勵外包等政策組合，明顯有利于富人階層，尤其是全球性產業和崗位轉移降低了美國等國家的勞工主體地位和活動能力，使得美國喪失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薪資水平也大幅下降。第三，美國經濟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持續金融化，不斷解除政策限制，鼓勵金融創新，不僅有利于華爾街獲取更多財富，而且可以通過日漸復雜的合同條款將成本、風險、損失都轉嫁出去，金融和實體經濟的不穩定的最終買單者都是大眾。

　　《重構美國經濟規則》第二部分主要剖析美國經濟規則的不合理之處。首先就是減少管制的同時，卻縱容了基于資金、技術、經營規模等優勢而形成的壟斷，使得自由競爭反而受到限制。這方面一個突出標志就是知識產權保護被過度強化，一些本該及時結束專利期而可以更好服務大眾的專利成果，卻因壟斷機構的游說被一再延長專利保護。二是金融業已遠離資本高效配置的核心功能，轉向掠奪性的尋租行為，尤其是21世紀初以來，華爾街借助不透明、復雜深奧的合同條款，更加有恃無恐的推行欺詐和市場操控。經濟金融化還深刻的改變了實體經濟運作規則，讓唯股東至上成為一種不可挑戰的信念，使得企業經營短視化。三是持續為富人減稅。斯蒂格利茨認為，低稅率對于經濟發展并無半點益處，他指出，美國政府每一次實施的減稅，也都沒有起到投資增加或工資增長的效果，或是其他方面社會福利改善的結果。四是美國政府不當的結束了以充分就業為目標的貨幣政策，而是由美聯儲轉而專注于注定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調控通脹。這一部分還討論了美國勞工標準下降、勞工保護弱化等規則轉向所導致的嚴重問題。

　　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重構規則建議，其實要比特朗普的變革政綱更具顛覆性。他提出了三步走的改革方案，分別針對美國財富和權勢的上層、中產階級和平民。第一步是要適度的抑制上層。斯蒂格利茨建議重塑美國的自由競爭，恢復知識產權領域的平衡，讓更多的專利更為恰當的到期終結保護期，更好的服務于經濟和社會；改善現有的全球貿易體系，要求美國的貿易伙伴履行健康、環境、消費者安全等方面與美國持平的標準；通過政府議價來控制醫療成本；在金融環節推行較高的交易稅，遏制過頻的短期交易、投機炒作；增加高收入者的邊際所得稅。對于金融業，斯蒂格利茨認為應強化監管，防止金融業對社會其他部門造成損害，將之改造為可以服務其他部門的資金供給窗口；并規范影子銀行、徹底關閉離岸銀行，讓金融監管透明化。當然，這一攬子政策計劃，肯定要比特朗普版的政策方案，更具有推行難度。

　　第二步要重塑中產階級成長的空間。主要內容是，增加公共投資，實現充分就業；提高勞工在經濟和社會體系中的地位，改善勞工保護，拓寬勞動市場就業途徑及晉升空間，等等。第三步是本著增加經濟安全和機會，讓平民獲得更好保護，包括，通過兒童津貼、家紡、學前班等方式投資兒童早期教育，增加對于中小學體系和高等教育的公共資助，提供廉價的全民醫療服務等。斯蒂格利茨的這兩方面政策建議，對于我國也具有現實的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