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應該靠政府還是靠自己?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的看法還真的與其他國家不同。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曾發布一份報告，公布了對東亞地區退休養老前景的問卷調查結果。選擇養老靠“自己”的比例，中國最低， 為9%，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等地的比例均高于40%;選擇“政府”的比例，中國最高，為63%，其余參與問卷調查的國家和地區均低于40%;選擇“成 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員”的比例，中國同樣最低，僅為4%。

　　對此，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主任鄭偉指出，養老僅靠政府并不現實。

　　2015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剔除財政補貼后，全國職工養老保險當年收支缺口超過3000億元，比2014年的1321億 元顯著擴大，多地養老金支出遠大于征繳收入額度。根據中國社科院歷年《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數據，2015年，有20個省份的可支付月數較上年有所下滑。 總體降低的可支付月數意味著基金面臨著極大壓力。

　　在減稅降費、為企業減負的政策要求下，這種壓力還在加劇。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李超在個人養老金制度與實踐國際研討會上表示，“中國養老金體系的完善需要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并重，其中增量改革要重點加快建立個人養老金賬戶為基礎的第三支柱養老金體系。”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中心主任鄭秉文也認為，應利用這次降費率的機會，大力發展第三支柱，讓商業養老保險真正成為退休人員的收入來源之一，使退休收入結構多樣化。

　　基本養老金“告急”

　　2050年中國將步入超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人口比重將超過30%，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在過去十幾年中，中國社保體系的改革聚焦于“擴面”，而非提高保障水平。

　　《社會保險法》明確規定“社會保險制度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方針，社會保險水平應當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

　　與此同時，對多數人而言，通過繳納社保而獲得的基本養老金是退休后的主要收入。“很多人的心態是交滿最低年限15年就不交了。”一名養老領域的專家稱。

　　許多企業為減少支出，在繳納社保時少報員工工資，做小社保基數。根據51社保網的調研，超半數的企業未按照職工真實的工資核定，36%的企業統一按最低基數來申報社保。基本養老金的規律是多繳多得、長繳長得，對于少繳短繳者，退休時的養老金待遇無法滿足高期待。

　　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統計，2002年的養老金替代率為72.9%，2005年降至57.7%，隨后平緩下滑為2011年的50.3%，這已經是連續多年調高退休待遇的結果。

　　社平工資正在高速增長階段，2000年至2010年期間，城鎮職工的工資水平年均增長近15%，養老金的計發辦法未緊跟工資增長速度。各地的養老基金過往未投資運營，僅僅存于銀行或購買國債，難以跑贏CPI，更跑不贏工資增長率。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替代率持續下降。

　　從全球看，職工養老金體系普遍由三大支柱組成，第一支柱為企業和員工強制繳納的基本養老金，第二支柱為企業與職工共同繳費形成的企業年金，第三支柱為個人自愿購買的商業養老保險。美國、英國第一支柱的替代率為30%左右，第二、第三支柱發展充分，共同發揮養老作用。

　　但中國的三大支柱比例失衡，多數人退休后只領取一份基本養老金。養老金融50人論壇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董克用稱，希望中國將來一二三支柱的最終比例能變為4∶3∶3，整體替代率通過三支柱達到70%-80%。

　　數據顯示，美國第一支柱公共養老金、第二支柱企業養老金和第三支柱個人退休賬戶養老金構成比約為17%、53%、30%，企業和個人負擔超過 80%;而中國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占比約為82%、18%，第三支柱商業養老保險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一模式導致政府在養老體系中負擔過大。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金融系副教授王宇熹指出，從全球趨勢看，各國政府在養老金責任中承擔的比例都在降低，個人將承擔起越來越多的養老責任。養老金第一支柱待遇需與經濟發展速度相適應，人們需要更好地為未來養老做好規劃和投資決策。

　　養老金替代率，即退休時領取的養老金相對于退休前工資的比例，是衡量退休前后的生活水平差異的主要參數。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如果替代率能達到70%以上，退休后的生活福祉和退休前不會有太大變化。

　　2005年的國務院文件將基本養老金的制度替代率設定為59.2%，其預設是個人拿同期職工的平均工資，按此為基數，繳滿35年的社保。由于基本養老金具有二次分配的效果，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能獲得更高的替代率。

　　若僅僅打算依賴基本養老金度過未來的晚年生活，或許也需要更加謹慎。目前中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為42%，2050年以后可能下降至25%左右。

　　“這其中有45%的空間需要多個方面的保障來填補，包括銀行儲蓄、房產投資和商業養老保險等。”鄭偉指出。

　　在保險業發達的英國和美國，商業養老保險占替代率的50%以上，正是因為此種原因，其養老金替代率可以達到或者接近70%的目標。但目前中國市場上的商業養老保險卻不盡如人意。

　　供給與需求矛盾

　　知名網絡問答社區知乎上，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年金型保險真的很劃算嗎?”并以一種保險產品為例，指出給0歲寶寶購買，年交5675元人民幣，連續交費20年，自交費第二年末，每兩年返還3500元，一直返至80周歲，80周歲一次性給付10萬元。

　　這類一年一返或幾年一返的保險稱為年金險，是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的一種。而上述商業保險的年收益率為復利1.88%，低于銀行六個月定期存款利率。數據顯示，目前市場中商業保險的平均年收益大多在2%-3.5%左右，而同期的通脹率為3.5%。

　　國內一家保險公司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公眾購買商業養老保險時多會考慮其收益情況，而忽視保險產品最本質的“保障”特征。基于此種原因，中國人均長期壽險保單持有量僅為0.1份，遠低于發達國家1.5份以上的水平。

　　2014年，國務院提出新的“保險國十條”，致力于推動中國從“保險大國”走向“保險強國”，要把商業保險建成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支柱。并提出到2020年，保險深度要達到5%，保險密度達到每人3500元。

　　保險深度是指保費收入占GDP比重，反映保險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保險密度是指人均保險費額，反映人們參加保險的程度。2010年發達國家保 險市場的保險密度已達2000美元-3000美元，保險深度在12%左右。而截至2012年底，中國保險密度僅為1143.8元，保險深度不到3%。

　　較低的收益鉗制了大眾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熱情，順帶磨滅了人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認知。

　　32歲的楊嬌在北京打拼八年后與丈夫購買了一套兩居室，每月需要還8000元的貸款，對于購買養老保險的問題，她坦承更傾向于進行收益較高的投資行為，而對于養老問題，她表示“將來的事情交給將來處理吧，車到山前必有路”。

　　楊嬌的選擇代表了大多數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優先選擇當下安身立命的人群，甚至有媒體曾公開發表報道稱如果不是“有錢人”，購買養老保險并不是好的選擇。

　　對此，上述保險公司人士表示，安全性與收益之間的矛盾會始終存在，需要公眾在購買產品時權衡風險點所在，并指出風險把控是保險公司的首要任務，但同時會把握好尺度以免其推出的產品不被市場認可。

　　鄭偉認為，目前市場上的養老保險產品過于保守，如何平衡穩健發展與市場競爭力之間的關系，是保險公司面臨的難題。

　　國內的商業養老保險的險種多為分紅型、固定型、返還型等，其中多數險種制定了領取保險金額的固定年限，如自60歲之后的15年、20年，之后則不再享有相應的保障。這一特征也令部分人產生顧慮，即購買的保險產品是否能切實保障晚年的生活。

　　在鄭偉看來，這種保險產品只是名義上被稱為“保險”，實則與養老保險沒有直接關系，其具備的更多是銀行儲蓄的特征。“養老保險是要與生命的不確定性 掛鉤的，基于生命來進行產品的設計，其主要特點集中在領取的階段，即產品對長壽人群確實可以提供保障的前提下如何應對養老風險。”他表示。

　　而對于令保險公司謹慎的風險控制問題，國外一些保險公司采取的則是養老保險再保險的方式，將集中的風險分散。此外，部分國家在討論通過養老保險的證券化，將其風險轉移至資本市場。

　　從這一層面來看，中國保險產品過于簡單，其設計及服務水平與公眾需求存在差距，其業務亟須擴展與提升。

　　對于供需雙方之間存在的矛盾，前述保險公司人士表示，中國的保險業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目前在政策制定、監管、從業人員業務素質等多個方面存在不足，且公眾意識較低，這些因素均導致了中國的商業養老保險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

　　用稅優激勵商業養老險

　　從全球來看，激勵補充養老金發展的主要手段是稅收優惠，即在繳納和投資環節免收一定的個人所得稅。以美國的IRA(個人退休賬戶)為例，個人在稅收 申報時，可扣除存入IRA的款項，每年能夠享受稅優的最高額度為5500美元，這既能激勵中等收入者犧牲當前的消費來增加儲蓄，又能防止這種優惠政策成為 高收入人群的稅收庇護所。

　　個人養老保險涉及稅收的環節可分為繳費、基金積累和養老金領取三個階段，國際上通行的個人養老保險稅收優惠政策有直接減免(TEE)和個稅遞延 (EET)兩種模式。前者因為在繳費階段征稅，公眾會因為無法享受稅收優惠帶來的當前利益而去選擇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產品。后者僅在領取階段收稅，雖犧牲了 當期的稅收，但對個人購買養老保險的激勵效果最強。

　　商業養老保險覆蓋率位于前八位的國家中，加拿大、英國、美國等均采用了EET模式，并且其覆蓋率遠高于其他國家。

　　對此，鄭偉認為，采用稅收優惠激勵個人購買養老保險，擴大商業保險的覆蓋率，才能很好地起到對國家基本養老保險的補充作用。

　　在中國，因為個人收入賬戶系統不完善等原因，如果采用“遞延型”稅收優惠模式，在養老金領取環節征稅存在困難，尤其對于以個體經營者為代表的自由就 業群體。同時，有人擔憂，在當前財政壓力較大的前提下，此種模式會造成大量的財政收入損失。因此，中國的商業養老保險普遍實行TEE模式。雖然上海在 2014年開始試點EET模式，但是由于各部門之間對于稅收優惠額度存在分歧，試點政策遲遲無法落地。

　　在鄭秉文看來，采取EET模式的“跨期稅入”，從長遠來看，當期的“稅入損失”是一個“稅入轉換”，于政府財政而言，EET只是推遲了稅入時點，并 沒有減少遠期稅入，反而可能增加。“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期發生在2030年以后，EET可使這筆財政收入‘轉移’到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期，用以緩解和應對 老齡化帶來的養老保障財務壓力，同時也可使之‘轉移’到未來經濟穩態時期，從這一角度看，EET可以被視為一個財政的‘長期稅入儲備工具’。”他指出。

　　2015年，中國公布的商業健康險稅優政策，在試點地區最高每年有2400元予以免征個人所得稅。

　　但“先試先行”的稅優健康險，銷售情況卻稍顯慘淡。有報道稱，投入市場半年后，人保健康、陽光人壽和泰康養老的個人稅優健康險保費收入分別僅為100萬余元。

　　優惠額度偏小及僅納稅人可以購買的門檻限制，直接導致了這款保險產品的“叫好不叫座”。

　　而對于商業保險的稅優政策比例，目前國家相關部門仍在協調中，稅優政策何時出臺及將有多大程度的優惠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除去稅優政策，中國在商業養老保險方面正在做額外的嘗試和探索，包括制定養老保險的衍生產品。如保險機構與社區合作及參與醫養結合的養老模式，但均在極窄的范圍內推進。

　　從更廣義的層面來看，目前養老領域的服務缺失是主要問題，傳統保險產品更多的是保障財務問題，如何共同保障財務與服務問題值得探討。

　　在全球老齡化程度最為嚴重的日本，2000年實施了“介護保險”制度。該制度覆蓋居住在日本45歲以上的人群，其中65歲以上為第一保險者，40歲-65歲為第二保險者。

　　“介護保險”的保險金由中央政府和縣級政府承擔50%，町、村承擔12.5%，被保險者承擔12.5%。其服務內容則包括介護服務、器具租借購置和設施改建兩大類。

　　這種制度設計將物質保障和服務保障進行了統一，由全社會來承擔和化解由于社會變遷而帶來的老年人生活風險。

　　近幾年，中國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剝離政府直接參與福利服務具體事務的功能，鼓勵和扶持社會團體和私人參與福利服務的供給。但相較于 日本，中國部分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比較粗糙，如何構建多元化服務供給主體格局，以滿足公眾多元化、分層次的服務需求，仍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