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營商環境越來越好。”讓“金龍魚”的生產商、嘉里糧油(天津)有限公司負責人馬金鋒感到興奮的是，作為來自新加坡的公司，他們在中國的業務又可以進一步拓展了。

　　中國國務院日前公布，在自由貿易試驗區暫時調整有關行政法規、國務院文件以及部門規章規定的51項內容，除了對外資的多項變更事項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管理之外，對于外商投資限制領域以及比例也有所放開。

　　已經在天津自貿區開展業務的馬金鋒告訴記者，根據國務院的這項決定，未來他們可以在自貿區獨資從事糧食收購、批發，獨資從事豆油等食用油脂加工，還可以從事鹽的批發等等。“過去這些都是不能做的”。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院長趙曉雷認為，此次國務院的決定體現了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主動融入全球化的姿態。

　　“這項決定并非是國際雙邊談判的結果，而是中國主動開放，無論從優化營商環境還是提升中國在全球化格局中的形象看，都意義深遠。”他說。

　　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是中國正在不斷推進的工作，旨在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完善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自由貿易試驗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和制度創新的高地，在吸引外資方面始終走在前列。

　　2013年，28.78平方公里的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橫空出世，外企注冊由登記改為備案，實行190條負面清單管理;2014年，負面清單“瘦身”為139條;2015年，上海自貿區擴區，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掛牌，中國自貿區總面積擴充到將近480平方公里。四大自貿區共用同一份負面清單，且進一步“瘦身”為122條。

　　在各自總體方案和負面清單的管理體制下，中國自貿區對外資的吸引力不斷提升。2015年，上海自貿區新設企業數1.8萬家，比2014年增長20%，其中外企數量佔比也從掛牌初期的5%上升到20%，天津自貿區新設外資企業657家，佔天津全市的55%。

　　趙曉雷說，上海和其他幾個自貿區在政府職能轉變、投資貿易便利化、金融開放創新方面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就吸引高端要素的國際競爭力方面，與國際上先進的自由貿易區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

　　天津市自由貿易區研究院執行院長劉恩專表示，中國自貿區對外資的開放存在“大門開、小門不開”的情況，很多方面雖然在負面清單之外，但都由于缺乏細則而落地緩慢。

　　“新舉措表明，國家在自貿區負面清單和總體方案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一些操作辦法，同時也進一步擴大了開放程度。”劉恩專說。

　　例如，以前只有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中寫明，允許設立外商獨資演出經紀機構在上海市內提供服務，而此次國務院的決定則通過調整《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年修訂)》，“暫時停止實施相關內容，允許外國投資者、臺灣地區的投資者設立獨資演出經紀機構為本省市提供服務”，將原來的方案由上海自貿區擴展到各個自貿區。

　　獨資設立鋼鐵生產企業、獨資從事鹽的批發、允許從事糧食收購等內容也是首次明確提及的、外商可以在中國自貿區內進行的業務。

　　福建師范大學福建自貿區綜合研究院院長黃茂興表示，未來，外資準入將進一步放寬，“自貿區在這個領域的試驗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的未來”。

　　開放的自貿區對中國經濟的帶動作用已經初步顯現，上海自貿試驗區去年創造了上海四分之一的生產總值;天津自貿試驗區3個片區所在的經濟功能區實現生產總值達全市的11%左右;南沙自貿片區拉動廣州外貿增長2.9個百分點;同樣擁有自貿片區的福州、廈門拉動福建全省出口增長0.86個百分點。

　　“首次有外資進入的行業可能會受到一定的衝擊，也為倒逼國內企業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產品和服務品質提供了機遇。”黃茂興認為，“中國敢于進一步明確放寬一些領域對外資的限制，體現了擁有迎接國際競爭的底氣。”

　　專家提醒，服務業可能將是此次自貿區放寬外資準入后受衝擊較大的領域，而服務業密切影響著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在迎接挑戰的同時也應充分做好準備。

　　“開放的結果應該是雙贏。”馬金鋒認為，中國企業和外國企業雖然有競爭，但全球化的市場中，協作也非常重要。

　　天津自貿試驗區管委會一位官員表示，此次國務院決定讓許多方案有據可依，但正如決定的若干款項本身所寫，一些更為具體的操作細則仍需有關部門盡快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