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解決好農民和農村發展問題是關鍵。農村如果發展不起來，農民如果富不起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就會落空。

　　我國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結構，是長期以來農村發展滯后的重要因素，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有著復雜的體制機制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農民手里的資產很難變成資本。

　　由于我國土地制度的限制，農民承包的耕地、宅基地、房屋以及其他非農用的建設用地，在正常情況下很難流通，不能流通意味著農民的這些資產就不能轉變為資本，難以用于抵押、變現實現資本運作，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就降低了。與之對照的是，有些城市郊區的農民土地因為開發被征用，獲得大筆補償款，一夜致富，這實際上是農民資產變成資本一種扭曲的反映。

　　重慶從2008年成立農村土地交易所，進行地票交易試點。試點7年來，農民退出宅基地并出讓20多萬畝土地，新增了7萬多畝耕地，從而增加了農民收入，滿足了城市建設用地的需求。我國農村人均占有建設用地是城市的3.5倍。全國農村建設用地2.53億畝，可以說我國土地資源的最大潛力在農村的宅基地。城市居民住房可以進行商品交換，而農村居民住房不能進入市場，限制了農村居民增加財產性收入，造成城鄉居民之間最大的不平等。按重慶的試點，以平均每畝交易價格20萬計算，全國農村宅基地的市場價格約50多萬億，考慮到遠離城市的邊遠地區，按平均每畝價格10萬元計算，全國也有25萬億元。這個紅包如果給予農民，城鄉差別將大大縮小，農村建成小康社會就大有希望。農民錢袋子鼓起來，就提高了消費能力，擴大了內需，這也可以作為當前扭轉經濟下行的重大舉措。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產業化經營，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按中央決定精神，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實行三權分置，所有權歸集體、承包權歸農戶、經營放開，這對于促進農民的資產向資本轉變有正面的促進作用。土地經營權作為農民過去最大的資產，過去在許多地方都有流轉的情況，但是并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果，而且還引發農業補貼發放的爭議。因此，關鍵還要看土地流動的受讓方、抵押質押債權方能否對轉讓的安全性、流動性接受和認可，能不能定分止爭。在現階段，必須時刻關注這一改革的結果，及時作出總結判斷，因為它關系到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提高，關系到農業能否順利發展，繼而關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完成。

　　與增加農民收入息息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廣大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如何增加收入，如何在城市安家落戶。我國過去十多年城鎮化建設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因為財稅體制改革不到位，造成了房價畸高，人民群眾靠正常工薪收入難以購房、擠占消費能力等弊端。解決這個弊端當然需要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但在短期內對于農民工而言，要讓他們能夠在城市站穩腳跟，除了完善相關配套制度以外，最直接有效的，是他們能夠以農村宅基地和住房等轉讓變現繼而實現在城市購房安居。因此，在這方面應作相應的變革，在不動產統一登記和健全的物業稅基礎上，承認農民宅基地和住房的商品屬性，是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