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談判近日取得突破并最終達成協議并不令人意外。今年5、6月間，貿易促進授權在美國參眾兩院分別獲得通過，完成談判的主要障礙就已排除。在亞特蘭大部長級會議的最后沖擊階段，各方在農產品、汽車和制藥業等領域的分歧只是戰術性、技術性問題，已不足以撼動盡快達成TPP的戰略性、政治性決定。

　　對TPP的全球影響及其可能對中國帶來的沖擊不能孤立地看，而要與金融危機后全球貿易體系面臨的大變局結合起來分析。實際上，TPP是幾個“世紀貿易協定”之一，其他的還包括美國和歐盟間的TTIP以及涵蓋東盟+6的RCEP等。另外，服務貿易協定（TiSA）現有23個談判方，覆蓋了全球70%左右的服務貿易——在關乎全球化未來的關鍵領域，這個游離于WTO進程外的諸邊協定正悄然塑造著一套新規則。

　　此次TPP率先達成協定，成為全球貿易體系變革大潮中涌起的第一浪，也意味著“新區域主義”崛起勢頭的確立。這個概念有不同的含義，筆者在此用它表示全球金融危機后重大自貿協定出現的新現象，并與傳統的“區域主義”相區別。后者以90年代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標志，東盟則是發展中國家區域一體化的代表。

　　“新區域主義”承襲了上世紀區域一體化趨勢，但又展現出完全不同的特征。首先是“大”：幾個“世紀貿易協定”涵蓋地理范圍廣大，涉及經濟領域全面，一旦實施將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其次是“新”：TPP和TTIP在市場準入之外又涉及知識產權、原產地規則、競爭政策、勞工和環境問題等領域，還試圖涵蓋監管一致性、國有企業、電子商務、中小企業等所謂“21世紀經貿議題”，將引領國際經貿新規則的制定。再次是“強”：新的大型貿易協定展現了拋開多邊進程“大干快上”的勢頭，并呈現出選擇性、排他性的傾向。

　　“新區域主義”的強勢崛起與經濟、貿易領域的全球因素有關，更與美國的戰略選擇密不可分。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急需通過推動自由貿易促進就業和復蘇。面對多哈回合困局，它決定在區域、雙邊和諸邊層面謀取突破。通過TPP和TTIP并舉的“兩洋戰略”，區域自貿安排不再局限于一個特定地區，而是跨越大洋伸展到空前的地域范圍；同時，合作對象的選擇又體現了一定的地緣政治考量。顯然，“大手筆”已經下筆，“大棋局”還在布局。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世界經濟治理結構正在重構。在發展融資、貨幣體系等領域，積極的增量改革正在發生，中國也經歷著從接受規則到制定規則的角色轉變。然而，在貿易體制方面，美國努力引導并主導了正在發生的變革。很明顯，國際經濟領域的合縱連橫意味著“地緣經濟”競爭的升溫。

　　對中國而言，“新區域主義”浪潮正在從制度層面重塑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F在，在推動自由貿易和投資方面以WTO為核心的多邊體系只是“存量”，“增量”變革及相關經濟利益則是在多邊層面之外。這就意味著，對中國而言沒有像當年入世那樣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必須一個協定、一個協定地尋求突破。在自貿新戰略指引下，中國已經與東盟、瑞、韓、澳等重要經濟體簽訂了自貿協定。未來與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談判亟待破局；在啟動自貿協定可行性研究之外，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可望成為突破口。

　　如果說標準之爭是企業間產業競爭的高端，那么規則之爭則是國家間經濟競爭的高端。面對國際經貿領域正在形成的新規則，中國發現其中有的對完善自身發展模式有所幫助，有的則與其既定發展路徑存在矛盾，這是國際貿易體制新現實帶來的一個新問題。無論如何，廣泛參與、積極介入將有利于中國在發展模式調整和路徑選擇上尋求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