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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結束后，日本戰犯在他們曾陰謀策劃侵略戰爭的東京接受審判，這場審判擁有扎實的法理基礎，并嚴格遵循法律程序，其正義性不容置疑，”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席向隆萬日前在上海接受新華社專訪時如是說。

　　１９４６年１月，盟軍最高統帥部根據同盟國授權，公布《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并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于１９４６年５月開始，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結束，對策劃、準備和發動對中國和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進行審判。向隆萬的父親向哲濬正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檢察官。

　　近年來，有日本右翼否認東京審判的正義性與合法性，甚至妄言東京審判是“勝者的審判”。對此，向隆萬直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不過是東京審判的歷史現實條件，這場審判，擁有堅實的法理基礎。

　　“東京審判以日本在二戰前就已簽字承認的諸多國際公約為基礎，如《巴黎非戰公約》、保護平民和戰爭受難者的《日內瓦公約》等，也依據《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文件，這些文件都有要求審判戰犯的內容，日本投降書、天皇投降詔書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相關條款。”

　　向隆萬說，在審判程序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被告人首先進行無罪推定，檢方起訴后，控辯雙方提出人證和書面證據，并進行充分辯論；法官從雙方提供的證據中進行有選擇的采納，在此基礎上最終作出量刑與判決。東京審判是一場合乎法律的、公平公正的文明審判。

　　“辯方律師對控方證據‘雞蛋里挑骨頭’，法庭對證據嚴格篩選，１１名法官中甚至有一人堅持認為戰犯無罪……這些事實，都在當年庭審記錄中清晰體現，法庭為戰犯定罪的依據確鑿，其罪名絕非戰勝國強加在他們頭上，審判的正義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

　　“直到今天，想要駁斥日本右翼，要靠堅實證據，而不能‘隔空對罵’，”向隆萬一再強調證據之重要。

　　他說，因戰時客觀條件限制，日方有意銷毀罪證，尋找人證物證非常不易。為搜集證據，向哲濬和他的同事不畏艱辛，往來東京與國內實地尋找，只為揭露被告的謊言與偽證。

　　中國檢察官倪征（日旁加奧）晚年在回憶錄中寫道：“這場戰斗對我來說是一場殊死戰，我受命于危難之際，已把自身生死榮辱決定于這場戰斗的成敗。”

　　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曾揚言“和中國檢察官大戰三百回合”，卻被中國檢察官３天里詰問近５００次，顛倒是非的狡辯無力而蒼白。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在東京巢鴨監獄，嗜血好戰的板垣被送上絞刑架。

　　“重讀當年庭審記錄一字一句，我們會發現，中國檢察官對辯方、被告很少有夾雜個人情緒的批判，而是嚴格依據證據，用語都很文雅，這都體現了東京審判的文明性。”

　　板垣征四郎被絞死的同一天，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等其他６名甲級戰犯也因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而被判決處以絞刑，１６名甲級戰犯被判終身監禁。

　　“（東京審判）證據經嚴格篩選，辯論充分，量刑更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鐵案如山，翻案，是妄想！”這就是向隆萬對否認、質疑東京審判言論的堅定回應。

　　“自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以來，在受到西方列強的無數次侵略戰爭中，只有抗日戰爭，才是中國第一次真正的勝利；只有東京審判，才使中國人民真正得以揚眉吐氣。”東京審判后，向哲濬曾這樣感言。

　　在向隆萬看來，父親的話足以證明，東京審判是一場正義對罪惡的成功審判。

　　不過，東京審判的落實，卻令向隆萬不無遺憾。“東京審判‘生不逢時’，國內外形勢變化和冷戰因素，包括岸信介在內的大批戰犯竟然逃脫審判，日本軍國主義思潮未能徹底肅清，成為威脅地區和平發展的隱患。”

　　２００５年，中國紀念抗日戰爭勝利６０周年之際，學術界和媒體將目光投向東京審判。向隆萬告訴記者，國家已投入資金支持相關史料的發掘整理工作，東京審判研究逐步走出此前被邊緣化的局面。

　　“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論甚囂塵上，我們更要加快挖掘整理史實資料。”

　　近年來，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已將東京審判的電報、日記、庭審記錄和證據文獻集成等重要資料收集、整理并付梓出版，為國內外學術界深入研究東京審判提供寶貴的基礎性史料。

　　向隆萬說：“今后的東京審判研究，需要歷史、法學及國際關系三大領域的中青年學者參與，更需要有歷史責任感的熱情志愿者。我們要讓東京審判的正義聲音響徹寰宇，也是希望中日兩國共同記取歷史教訓，避免相互傷害，越是為了友好，越要厘清歷史真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