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站4月9日發表題為《中國應在確立“正確的”標準方面發揮作用》一文說，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不應單純地復制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機構的所謂“最高標準”，而應利用這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來確立“正確的標準”。
　　撰寫此文的是曾經任職世界銀行，現為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的黃育川。他結合自己的工作經驗，對亞投行如何建立一套“正確的標準”提出建議。文章摘要如下：
　　迄今為止，已經有50多個國家申請加入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對該銀行的關注也已經從擔心其沒有足夠的參與國以在國際舞臺上獲得可靠的影響力轉為擔心參與國太多，可能無法在重要問題上達成一致。現在的難題是：如何設立一個發展機構，既能滿足亞洲借款國的不同需求，又能應對歐洲和其他出資國對治理的擔心。
　　鑒于美國國會的負面情緒，在可預見的未來加入亞投行對華盛頓來說并不可行，但是美國發出的消息已經變得更有建設性，從堅決反對變成了財政部高級官員等在講話中表示愿意與亞投行合作。但是這些講話仍然對亞投行是否會堅持最高標準以及如何在項目的社會和環境影響方面采取預防措施表示擔憂。澳大利亞等后來申請加入的一些國家也把這些保留意見作為他們最初對加入亞投行態度冷淡的原因。
　　這樣的告誡沒有抓住要領。中國不是單純地復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機構的所謂“最高標準”，而是利用這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來確立“正確的標準”。
　　值得贊揚的是，上述機構作出了很大努力，來制定更加有效和回應性的指導方針，但是進展非常緩慢。我曾在世界銀行主管俄羅斯、孟加拉國、尼泊爾和中國等完全不同國家的業務，管理層和工作人員都發現要求達到的標準和許多運作程序過于繁瑣、成本太高、難以滿足借款國的真正需求。這是因為這些機構治理結構陳舊，而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些主要股東不愿調整理事會的投票權，以反映新興國家在全球經濟中日益增強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正確的標準”？有三個關鍵因素需要把握。
　　首先，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設有常駐的理事會，有20多名或更多的執行董事，代表自己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如果一個大型商業銀行或跨國公司不僅要對首席執行官負責，還要對另外20個代表不同利益、每天參與運轉和政策問題的掌權者負責，它能有效運轉嗎？答案是否定的。結果就是工作人員和管理層不得不花太多的時間準備大量冗長的報告供理事會審批或通報理事會，處理程序過于復雜，缺乏重點，項目的準備工作成本過高。像所有大公司和銀行一樣，亞投行的理事會只需定期開會，來審議政策并提供指導。
　　其次，就開發業務而言，越來越多的人員被派駐現場。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在當前的各個借款國都有常駐代表團，在一些國家派駐100名或更多工作人員的成本非常高。由于亞投行關注的主要是基礎設施，可以避免大規模現場運營的需求。亞投行可以考慮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現有的現場辦公室派駐幾名核心人員——不僅可以結合雙方的經驗，而且可以提高效率。
　　最后，亞投行將采取什么樣的預防措施來避免或減少基礎設施項目對社會和環境的負面影響，這方面的擔心是應該的。其目的不應該是降低標準，而應該是制定更切合實際的標準。即便在現有的多邊開發銀行內，人們也普遍承認需要采取新的做法，并且正思考如何制定更好的指導方針。基本原則是從要求遵守過于嚴格的規定框架轉向以風險為基礎的考慮結果的做法。實際上，就對社會和環境的損害而言，大部分項目的風險是有限的。目前的趨勢是對所有項目采取相同的準則，這會增加不必要的成本，使人們難以對真正有重大風險的項目給予必要的關注。
　　不應該把亞投行的成立看作是對實現更高標準的威脅，而應該看作是一個可以幫助現有多邊機構確立正確標準的少有機會。國家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管理層在講話中，都表示有興趣與亞投行合作，這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有益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