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1月20日刊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專欄文章說，中國在實施絲綢之路戰略方面有特殊的優勢。較之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中國在資金、人才、技術等多方面都有很大優勢。中國和這些國家的要素有互補性，雙方優勢有效結合可釋放巨大能量。同時，中國具備強大的金融力量。絲綢之路是中國走向國際之路。文章題為《鄭永年：中國實施絲綢之路的優勢》，摘要如下：
　　在實施絲綢之路戰略方面，中國所具備的一些特殊優勢，可以協助新興市場國家有效克服其經濟發展的瓶頸，激發其潛在成長動力。絲綢之路沿岸、沿邊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甚至貧窮國家。盡管這些國家多半擁有豐沛的天然與人力資源，但普遍面臨資金、人才、技術與基礎建設不足、市場規模過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頸，中國在這些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中國和這些國家的要素呈現出很強的互補性，如果雙方的優勢得到有效結合，可釋放出巨大生產力。
　　中國經濟規模已經空前龐大，在主要工業部門都擁有巨大的產能，并覆蓋不同位階的產品，有能力同時在五大洲上百個國家，承接水庫、電廠、超高壓電網、深水港、機場、工業區、傳統鐵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等項目。中國也有能力協助整個地區架構跨國基礎建設網路，讓各國能有效克服其國內市場規模過小的障礙，能以整個區域為腹地，發展產業專業分工，以及形成跨國的產業聚集。
　　如果基礎設施建設表現為“硬件”，中國在“軟件”方面也同樣存在豐富經驗。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公共治理、經濟發展、城市規劃等領域的人才，并自行摸索出有效并用“市場”與“政府”兩手的獨特經濟發展經驗。中國也應該與發展中國家分享其發展過程中的“軟件”經驗，提供知識與管理技術支援，并協助培育人才。這里有兩點很重要。第一，中國的發展是在開放過程中進行的，因此已經吸取了諸多國際經驗。第二，中國自己在這些方面也走過了很多彎路，不過之后很快調整政策，逐漸走出自己的社會治理道路。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擁有金融優勢。歷史地看，任何國家的硬力量和軟力量的“走出去”，必須配之以強大的金融力量。中國擁有龐大的外匯存底，又有豐沛的國內儲蓄，已經建立起獨立的全球支付系統，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也日益普及，中國有條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元的低成本融資平臺與信貸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來說，就是要把大量的現金轉化為資本；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就是通過中國資本促動或加快國內建設。
　　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和絲綢之路戰略可以結合考量。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是這筆巨額外匯儲備如何保值，并在保值的基礎上創造更多的價值(增值)。再者，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的產生，也是中國普通消費者在過去30多年間，承受了等值人民幣額外增發所帶來的通脹所積累起來的硬通貨財富。外匯儲備實際所代表的是中國大眾已擁有的、對海外實物資產隨時可以兌現的購買權，其未來的任何兌現即對海外產品或資產的購買，可以緩解中國現實的通貨膨脹水平。
　　龐大的外匯儲備可以通過絲綢之路戰略轉化成龐大的資本，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可以通過轉化成資本而得到增值。在目前的毒況下，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可以影響到人民幣的價值，即使那些政策并沒有明確針對中國。這就要求中國通過輸出人民幣或者人民幣的國際化，來保障人民幣的增值。輸出人民而可以減少國內通脹壓力，把國內積累的通貨膨脹轉移到國外。這是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有效保值手段。美國也是通過輸出美元轉移其國內的通貨膨脹風險的。美元在國內流通的只有1/3，2/3都是在國外。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可以搞量化寬松，即OE。
　　不過，中國不是美國。美國輸出美元是因為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中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還很難和美國競爭。但中國可以通過其他方法來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就目前來說，中國要盡可能推動國際買賣優先用人民幣來結算。關于外匯儲備保值的討論，可以首先聚焦于如何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范圍內的使用問題，而不是人民幣資本市場的開放問題。
　　一般認為，輸出人民幣的前提是中國放開資本管控。但這條道路風險很大，可以說是走不通的，因為這樣做很可能有利于西方，尤其是美國擁有壓倒性優勢的金融業，促成這些國家加強對中國外匯儲備的有效掌控。之前就已經有德國和日本的例子。這兩國都是經濟強國，但金融業則高度依賴于美國。主要原因是這兩國被迫開放資本賬戶。美國金融業在二戰后所擁有的、與美元地位相匹配的無與倫比的競爭力，決定了德國和日本在金融資本市場必須依賴美國。中國過去30多年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發展成就，和中國能夠有效管控自己的儲蓄、確保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較低的資金成本，有很大的關聯。
　　中國政府已和許多國家包括一些西方國家央行，簽訂了人民幣互換協議，為滿足海外人民幣需求創造了初步的條件。中國也可以對所有中國政府和國企參與的國際貿易或投資項目，提出盡可能即優先使用人民幣的要求，以增加海外人民幣的有效需求。人民幣的國際化也可以通過到海外收購企業。現在看來，要到發達的西方收購大企業有很大的困難。西方國家恐懼于中國的崛起，往往訴諸各種理由，例如以國家安全為由搞貿易保護主義，制造貿易摩擦，實質上是要把中國的資本(人民幣)擋在國門之外。但中國可以通過絲綢之路，把人民幣輸送到廣大的亞、非、拉等地去。
　　較之西方發達的市場，亞、非、拉市場風險比較大。那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法制不完善、既得利益往往和西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因素都會增加中國資本的風險。但是，這些國家大都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大量的資本，高風險也經常隱含著高回報。對中國來說，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走到這些國家和地區去，而是如何有效、安全地“走出去”。再者，從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來說，中國也必須走到那些地方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中國如何履行自己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可以說，絲綢之路是中國走向國際、承擔國際責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