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肉夾饃，要有饃饃證;送快遞，要有快遞人員資格證;甚至收破爛，也要考個舊貨人員從業資格證……這些五花八門的證，您都聽說過沒有?您又考過、或者擁有一些什么樣的資格證?您有沒有為考證、辦證而煩惱過呢?今后，也許很多人不用再為一張資格證而煩惱了。近期人社部發出通知，從明年開始，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職業資格證將全部取消。那么，到底哪些證該去?又有哪些證該留呢?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李楯、著名財經評論員張鴻共同評論。
五花八門的證，到底哪些證該去?哪些證該留?
李楯：最需要規范就是政府 取締加重就業困難的各種證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你有證嗎?我沒有什么證。通過考試取得的證，我還真是沒有。大概是由于年齡和精力的問題，因為越到后來，我們政府越講，總不能不管理，總不能不規范，他忘了一點，最需要規范就是政府。因為我們國家早在中共十五大就提出，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方向，那么法制國家里的政府行政機關很重要的依法行政違法(五項)。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說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今后都要取消，那么我們就要明確法律是人大制定的，行政法規是國務院制定的，那么部委規章以后的規定，還算不算?紅頭文件以后還算不算?
我覺得按照中共中央這個改革的方向是非常好的，但恰恰阻止改革、阻擋、牽扯這個改革的力量是很強的。也就是全面深化體制改革說到機制體制弊端，我們要考慮這一方面，就說為什么弄出那么多證來�，F在我周圍年輕人有證的可太多了，他們有一個問題就是進門。按照過去的情況，我們從計劃經濟體制，政府什么都要管，既要管，我就要有個規矩，有規矩就要有門檻，所以進門要把這門檻畫好，那么對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尤其我們這個國家，教育也是從一種那種狀況走過來，比如像我們農民工，很多有技無證，那么這個制度是在社會轉型得情況下設立的，就是政府說我要負責，我要替你們管好這個，要有規則，設立證了，到后來變了，因為我們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起碼我們已經有很大的步子走入市場經濟。在這個時候，從舊體制階級下，它拿這個可以牟利，我們各個政府機關下屬的一些機構，一些準政府部門要搞培訓，弄一大套東西，既加重了一般人就業的困難，而且這種東西真正有用嗎?
張鴻：有的證有用 那些沒用的證就干脆取消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有兩個證，一個是普通話一級甲等證，還有一個是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員證。這兩個證都有一個特點，它都不是國家政府部門強制準入行的這樣一個證，你考著玩的。在這里你會看到一個非常尷尬的事，就是李老師這種德高望重的，他反而不需要證。經過了這么多年，精兵簡政，我們現在好像到哪都得去弄一個證。
這個證其實分幾類，一個是門檻類，它確實和能力沒太大關系，它是一個基礎，比如說醫生有個證，但是你拿了這個證以后，不意味著你就是一個非常牛的醫生。而拾荒證，它肯定是沒用的，所以這些證有的有用，有的是沒用的。那有用的里邊，到底是不是需要政府來出面來做這個事情，如果政府不出面，讓行業協會、讓第三方的商業機構來做，它是不是也可行?比如說現在還有84項準入類的資格證，接下來可能還要繼續減，但是還有一些水平測試類的，我認為就不需要政府來做了，但是按照國務院的這一次取消的這個資格的，11項，其實沒取消11項，取消了6項，其中有5項被人社部給救活了，人社部又弄一個相關后續工作，他又和這些部委又商量了一下，說有房地產經紀人、注冊稅務師、土地登記代理人、礦業評估師、注冊資產評估師這些就不取消了，調整為水平評價類職業資格，這和國務院的其實已經沖突，因為國務院專門有一個調整的，你這不在調整里，那你就干脆取消吧。如果你認為水平需要測試，讓社會來辦就完了。
李楯：改革要下得了狠手 要干脆把利益剪斷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我們有些東西改革，要下得了狠手，我總說比如像當年，我們撤掉第一到第八，八個機械工業部，撤掉紡織工業部、撤掉輕工業部。你如果不撤掉的話，我們縮手縮腳，說咱們動一動、調整調整，最后調整調整它又回去了，那么多年改革，首先不是動一動就叫改革，改革要變結構的、要變關系，要真正能上一個臺階，這是改革。
第二點，這種動，為什么往往動到這面，然后過些日子人又回去了，就是因為那個機構在那，它延續著一種舊的思路，他總覺得他在這兒就要管，這是一點。另一點就是現在，在社會轉型，既有政府也有市場、也有社會這么幾塊都存在的時候，不像過去是一個整體的，現在政府直接管轄的領域，市場，按照市場規則運作的領域和社會的領域都在發揮作用時候，這個時候就會有人借這個轉型之機從中牟利，這是一個大問題。對于有些部門和利益，干脆把它剪斷。
張鴻：要增大簡政放權的含金量 減少部門和利益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這是一個巨大的產業鏈，如果說某一個政府部門取消一個的話，可能相關的各種培訓機構就很緊張了，而這些各種機構又和政府機關這么多年來，可能已經很難剝離了，所以9月份，全國有27種專業資格的考試，幾乎每天都有一個專業資格的考試。這個里邊還有什么呢?還有就是這個部委不一定是直接設定了什么，但是可能我認可第三方的一個東西，然后第三方的東西必須得在我這有一個資格。
我今天在貴州的政府網站里看到一個縣的道路運輸的司機在提問，他說，他每年要做年審，年審的時候要做一個繼續教育，繼續教育三天花280塊錢，他就問怎么收那么多錢，每年有這么多司機。然后交通廳很認真的給他回復了，說按照要求繼續教育和誠信考核，就是每年全國所有的道路運輸的司機都要做誠信考核，不是說你有從業資格證、你有駕照就可以的，誠信考核，作為你換從業資格證的必備條件，要不然你沒法開車了。那這280塊錢到底合理不合理呢?誰也不知道，到底該收多少錢呢?誰也不知道，但是你想明年繼續開車，你還得這樣�？荚嚧筌娎铮�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群體就是大學生，大學生抱怨說，根據師哥、師姐反映過來的情況，比如學計算機的，在大學里要參加計算機考試叫全國計算機等級考試，簡稱是NCRE，這是教育部辦的，但一出去找工作，這個證不管用了，勞動部管就業，那就要原來勞動部的計算機高新技術證書OSTA證書。你參加工作以后，評職稱的時候，你歸人社部管了，叫全國計算機技術與軟件專業技術資格水平考試，你前邊考的那幾個憑職稱都不管用。所以你看到沒有，就是一畝三分地，各管一攤。
為什么一個半月以前，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在和黨外人座談的時候說，要增大簡政放權的含金量，金是什么?含水量，金是什么?金就是利益，就是所以咱們談減，一個是簡約，減政，簡約，還有一個我覺得還應該是減少，就是減少部門和利益，減少，還有一個減，就是根本他就沒有這個權力，這才是行。
李楯：要一刀切清楚 服務型政府就給社會做好服務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想解決這問題，這次中共中央關于深入體制改革的決定里面特別說出來的，政府行政機關的改革方向是法制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我們現在政府習慣了過去的一些做法，就說我要干什么，我怎么干，而不是真正的，那就形成干還是不干，多干還是少干，你干還是我干，在這上引出很多爭論，怎么樣一刀切清楚。你政府要講服務型政府，你就給社會做好服務，不是法律規定，不是法律授權給你的，你就不能干，你不能自己說，給自己授權，這是第一點，從服務，從法制政府這改。不能自己給自己授權。我們現在很多政府的依據是自己給，部門自己給自己授權，說根據我的文件，我應該怎么管你，這是不行的。
第二，我們經常說到扯皮的時候就說，你看我們九龍治水亂了，其實現代社會的復雜性，不可能每個事情建立一個政府部門來管，恰恰政府機關需要協調，就說我們政府有沒有一種協同行動的能力，整個為社會搞好服務，而不是出自自己部門的利益，出自自己地方的利益，在中央決定這個大的改革方向的時候，在那拉后腿，在那維護自己眼前的一點利益。
張鴻：不能把管理等同于收費 簡政不一定就是放權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們一直說轉型升級，政府要成為服務型政府的話，是需要升級的。過去我們可能比較簡單，說要管理這個，建立個門檻，收費模式，那服務模式是什么?就是你不收費，不通過用一個證，你能夠管好、服務好這個領域、這個行業。
當然這不是一天、兩天的，是需要你完全的把整個的態度、角度完全換過來才可以，否則就是簡單粗暴型的。事實上這種簡單粗暴型的，往往在這個領域里不一定能管好。比如說你要是排污什么的，去收個費，但是事實上，你通過收費以后，所有的你設置門檻收了費，然后辦了證之后你都不管了。你就完全合法了，然后政府也是理所當然地說，反正我已經收了費了，我已經管理了，他把管理就等同于收費，我們簡政不一定就是放權。
李楯：政府具體部門的改革要有更多的公眾參與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有這么幾點，第一，上面已經有一個很好的決策，就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具體部門的改革能不能有更多的公眾參與。那就是說，你的服務對象，他希望你是一個什么樣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