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社、廈門大學與德國施普林格出版社日前在德國海德堡聯合舉行“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國際研討會暨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秋季預測發布會”。在中方發布最新經濟預測報告后，來自德國、新加坡的專家學者就中國宏觀經濟形勢進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討，并呼吁對政府調控、收入差距、結構性問題等多個方面進行改革。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曾金利表示，對CQMM課題組提出的在經濟周期下行區間將中國的GDP目標適度調低至7.5%下方的提議表示贊同。他認為這一提議考慮到了一系列關于中國經濟的重要問題，包括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政府角色和自由市場、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關系。
　　曾金利指出，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風格，主要聚焦于應對社會總需求中不同部分的短期波動，以此實現經濟增長。盡管制定短期增長目標無可厚非，但過度重視短期增長的宏觀政策可能損害經濟的長期增長前景。政府在制定宏觀政策時應同時考慮到長短期的成本和收益。
　　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難題。曾金利表示，當受到壟斷勢力、外部環境、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的干擾而導致市場調節失敗時，收入、機會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可能促進政府的干預，而政府干預可能將增加社會福利。然而，如果政府過度干預，也可能受到導致市場調節失敗的相同問題的制約，并且政府官員素質不佳也將導致資源分配效率低下和腐敗等多重問題。他指出，在一定條件下，自由市場的運行是高效的，然而中國一些市場的發展是扭曲的，比如高融資成本(高利率)就是資本市場扭曲發展的反映。盡管根據最新的經濟發展改革戰略，未來中國將使自由市場在資源分配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但關鍵問題在于如何保持市場運作和政府調控之間的平衡。
　　曾金利還對中國當前收入差距過大的嚴峻形勢提出警示。他認為，中國政府未來還需要在再分配政策方面做出更大努力。同時，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也急需引起政府的重視，養老、社會福利及醫療保險體系仍然亟待完善。
　　此外，德國哈根函授大學教授赫爾穆特·瓦格納在會議上提出，中國政策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結構性改革。總的來說，短期宏觀經濟發展主要是看商業的發展，而中長期宏觀經濟發展則是指在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長期經濟增長。對工業化國家而言，由于再選舉制度的存在，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通常是短期增長的最大化。但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主要目標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而成功克服這一難題取決于如何推進結構性改革。
　　瓦格納指出，工業化和技術改革相互促進，推動勞動力從低產出領域向高產出領域轉移的再分配進程，從而提升整體生產力。但工業化進程也會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宏觀經濟的波動與失衡。另一方面，第三產業化的內生發展則面臨多重挑戰：波爾默成本癥造成的經濟增速降低的風險，當前賬戶盈余和外匯的減少(因經濟再平衡導致進口產品增加和儲蓄減少)，通貨膨脹壓力等。此外，快增長導致大量資本流入，信貸繁榮最終造成資產價格陷入繁榮崩潰的循環；中等收入階級的擴張帶來資產、房產、股票等的過分投資，這也可能造成資產價格陷入繁榮崩潰的循環。
　　瓦格納認為，從工業化向第三產業化過渡的路徑沒有固定模式，而中國已經選擇了一種快速接近中等收入界限的明智方式，即通過放慢結構性改革的步調。
　　在回答《經濟參考報》記者關于“如何規避第三產業化進程的風險”提問時，瓦格納表示，中國必須接受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副作用，這是中國在向發達國家轉變的過程中必然會經歷的后果。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一些不可控因素，比如歐元區債務危機和美國金融危機等外部環境給經濟帶來的沖擊，以及國內的不穩定因素等。但如果外部環境改善，加之中國政府完善社會福利體系、建立激勵機制提升中小企業的創造力和競爭力、為不同階層和組織的交流與合作創造條件和緩解社會問題、加大改革力度等，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風險。
　　此外，在談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時，曾金利指出，過去30年里，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來源，未來也將繼續成為長期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中國政府尤其應該加大教育和研發領域的投資，以推動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另一方面，未來生產力的提高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