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以來，各地反映企業資金鏈、互保鏈斷裂導致民企業主“跑路”事件持續頻發，對區域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企業主不斷“跑路”？如何避免類似事件一再發生？《經濟參考報》記者回訪2011年溫州“跑路潮”中的多名影響較大的“跑路回歸”企業主后發現，企業主“跑路”的直接誘因是當時不知該如何處置突如其來的巨額債務擠兌而產生的極端恐懼感，“無知”、“無策”、“恐懼”是三個關鍵因素。
企業主建議，社會輿論要廣泛宣傳如何化解債務危機的辦法，政府、銀行、民間債權人和企業亟須創建四方信息溝通機制、搭建債務處置平臺，讓企業主先解“心結”，再解“債結”，引導風險企業走出困境，不至于因企業主習慣于“人間蒸發”而給當前的經濟環境留下更多隱患。
“無法還清債務的壓力讓我幾次想死”
“那時候整天胡思亂想，不知道怎樣還錢，也不知道債主們會怎么對付我，內心充滿極大的恐懼。我真的被逼瘋了，好幾次都想去跳樓。”
記者三年跟蹤調研發現，大多數民企業主是因資金鏈、互保鏈風險爆發，債務無法及時償還而導致“跑路”。回顧他們“跑路”的心路歷程，“無知”、“無策”、“恐懼”是三個關鍵因素。
近日，記者在溫州市獨家采訪了3年前“跑路”美國、后被勸導回歸的民營企業主胡福林，深入了解到其“跑路”的真情。2011年9月21日，身背20億元巨債的溫州眼鏡業龍頭企業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因資金鏈斷裂、無力償還債務突然隱身出走美國，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跑路潮”標志性事件。
胡福林坦誠相告，自己有綠卡，在美國有不少朋友，一些人出主意叫他“走為上”。
“那時候心里有一顆‘苦毒’的結，不知怎么解開”。胡福林說，“當時每天都有一撥又一撥的債主坐在我辦公室逼債，待到凌晨兩三點鐘都不肯走，我實在受不了。銀行又騙我，把一筆好不容易從民間借來的幾千萬元轉貸‘過橋’資金給收了。我束手無策陷入絕境，人快崩潰了，只好迅速脫身。”
而此前的10幾天，浙江奧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孫福財安排公司300多名員工集體去雁蕩山旅游，然后趁機“金蟬脫殼”。當時他共欠銀行和民間借貸2.6億多元。
孫福財回憶說，“當年公司發展很快，而當時銀行利息很高，放貸速度又很慢。我們想快速上馬擴建二期工程，就開始走民間借貸。我們一開始也是臨時借錢，后來明白這是吸血鬼，沾上了就甩不掉。本來公司盈利還好，但后來連利息也還不起。債權人來逼債，把公司設備都搬走了，我無路可走不知如何應對，只好跑路。”
“平時我抽一包煙，在上海躲債的時候每天都抽兩三包。”孫福財說，“那時候整天胡思亂想，不知道怎樣還錢，也不知道債主們會怎么對付我，內心充滿極大的恐懼。我真的被逼瘋了，好幾次都想去跳樓。”
民企債務風險進入高發期
“這么多人來找我，使我也感到深深的憂慮，怎么還有那么多人出同樣的問題？有些危機他們是不肯跟政府、銀行和媒體說的，所以不少潛在風險未必被政府統計到。”
調研中，胡福林、孫福財及多位溫州銀行界人士預判：溫州資金鏈、互保鏈風險已經充分暴露，未來形勢不會更糟糕。但值得警惕的是，溫州作為民營經濟“風向標”，正反問題往往先行先顯，其風險往往比別的地方先暴露，因此要注意其他地方的“雙鏈風險”仍處于矛盾積蓄期，同時也是處置風險的最佳應對期，亟須加強關注。
首先，溫州“雙鏈風險”已基本浮出水面并有所遏制。近4年來，溫州既發生幾十起老板跑路事件，也有10多名老板因無力償債絕望跳樓自殺。胡福林從美國回來后，當地政府和銀行、法院等部門協力支持信泰集團資產重組，胡福林在成功引入戰略投資人后，一方面保留集團旗下的“海豚”品牌眼鏡恢復生產，一方面將新建的廠商兩用房“退二進三”，借助“中國鞋都”產業優勢，將之改造為總面積16萬平方米、國際一流檔次的鞋革綜合市場。胡福林“絕處逢生”的案例給了不少遭遇危機企業主實實在在的信心。
從面上看，溫州銀政企積極聯手，“雙鏈風險”已基本浮出水面，金融風險有所遏制。該市全年銀行貸款總額7200億，已化解不良資金391億元。溫州銀監分局統計顯示，目前溫州市重大風險擔保圈有28個，涉及信貸金額507億元，分別比年初下降了5個和111億元。“通過各方共同努力，市場信心逐漸恢復，企穩態勢顯現。”溫州銀監分局局長助理梁劍鋒說。
其次，溫州周邊“雙鏈危機”產生新的金融風險不容低估。去年以來，上海、江蘇、福建等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以及浙江省的紹興、諸暨、杭州、蕭山等地也出現多宗因企業欠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而陷入危機的事件。就當記者在胡福林辦公室采訪時，來自福建的三名民企業主正在“問計”胡福林處理債務良方。胡福林說，因為自己久病成醫，有出走又回歸應對危機的經驗，這3年多來，不僅浙江多地經常有老板來找他咨詢、討教，連江蘇、福建等省也時有老板找上門請他“指點迷津”。“這么多人來找我，使我也感到深深的憂慮，怎么還有那么多人出同樣的問題？有些危機他們是不肯跟政府、銀行和媒體說的，所以不少潛在風險未必被政府統計到。”
據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最新監測，上半年浙江全省共監測到出險企業761家，同比增加494家。截至6月末，不良貸款率1.96%，雖比5月末下降0.17個百分點，但比年初上升0.13個百分點，金融潛在風險不可低估。
化解債務危機須先解開“心結”
一些銀行界人士進一步建議，雖然也有不少人沒“跑路”，但他們對債務消極應對甚至轉移資產逃避責任，對這些企業主也需要采取多種手段，先化解企業主“心結”，再逐步解決債務問題。
在孫福財、胡福林等民營企業主看來，不少“跑路”事件源于對債務處理的無知、無策和恐懼，亟須各方暢通溝通渠道、共商解決辦法；一些銀行界人士進一步建議，雖然也有不少人沒“跑路”，但他們對債務消極應對甚至轉移資產逃避責任，對這些企業主也需要采取多種手段，先化解企業主“心結”，再逐步解決債務問題。
一是政府牽頭搭建多方溝通平臺。“來我這里的老板應該對債務問題攤開來說，而有些話他們礙于面子、名聲和懼怕后果而不肯跟政府、銀行和媒體說，結果越悶在心里越誤事，甚至失去了解套的良機。”胡福林表示，從這個層面來看，政府仍需未雨綢繆，提前搭建跨部門、多方聯動的溝通平臺，創造“敞開心扉”的環境和機制，先解決如何引導出險企業有路可找、有話愿說的問題。目前，溫州、杭州、紹興等地成立了政府化解風險企業專門機構，但不少地方仍缺乏溝通機制。
二是化解和打擊“兩手硬”。建設銀行、農業銀行等多家駐溫州分行的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前發現不少企業主采取轉移資產、“改換門庭”等辦法惡意逃廢債，然后將已無資產的出險企業實施倒閉、破產，導致銀行吞吃死債、爛債苦果。“面對這些惡意行為，銀行很難阻止，只有依靠政府和公安等部門嚴加監管、打擊，否則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欠了銀行債務的老板們換個公司照樣過得很瀟灑。”
三是積極發揮輿論的正面導向作用，促使危機企業了解政策，樹立信心，杜絕跑路蔓延。相關人士認為，企業主“跑路”問題，既有個體風險控制能力低、誠信意識淡薄的原因，也有輿論環境不良等客觀原因。“有些本來資質差的企業老板跑路，輿論一哄而上夸大處置難度和風險，導致其他出險企業對解決問題沒有信心”，胡福林說，相關部門應該構建良好輿論環境，引導、鼓勵企業主把困難攤開來尋求社會各方共同妥善解決，而不是施加更多負面壓力否定他們，導致“結”終成“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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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路潮”加劇銀企信任危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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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黃深鋼/杭州報道 |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受國內外多重因素影響，浙江企業資金鏈、互保鏈危機頻現，民營企業群體內部長期建立的信用體系受到較大破壞。記者近期在浙江采訪了解到，盡管當前國內外宏觀經濟的不利因素在逐步消退，但受制于銀企關系持續緊張的“死結”未解，已經影響到企業、銀行等各方對未來發展的信心，亟待引起重視。
“跑路潮”重創銀企關系
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經濟支撐的浙江，在發展過程中曾長期得益于浙商群體自身的誠信傳統和良好的銀企關系。但記者近期在杭州、溫州、紹興等地調研發現，銀行和民企之間關系已從“蜜月期”步入“緊張期”。
“信用，曾是我這代浙商最美好的回憶。”溫州眼鏡龍頭企業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回憶說，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溫州，企業家剛開始做生意，互相借錢幾十萬，就放在編織袋里拿走，連數都不數。“后來企業有了出納、會計，相互資金往來就正規一點，但打一個電話，一天之內借個上千萬也沒問題，連借條也不用寫。”
但在2011年9月，曾因資金鏈斷裂，身背20億巨債無力償還的胡福林出走美國，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跑路潮”標志性事件，此外，各地也不時出現民營企業主出走事件。盡管胡福林經多方勸解后回國并致力于企業重組、慢慢還債，但他坦承，當年溫州企業主的“跑路潮”，為當前銀企關系陷入僵局開了惡例。
在溫州，記者對農業銀行、建設銀行、民生銀行及浙江本省的臺州銀行、溫州銀行等多家駐溫州機構的負責人采訪了解到，各銀行普遍對民營企業感到“憂心忡忡、顧慮重重”。建設銀行溫州分行一名負責人說，“尤其是眼睜睜看到一些欠債不還的企業主，將資產轉移到親戚名下后，任由企業破產也不還債，個人照樣瀟灑生活，我們都快氣死了，還拿他沒辦法。”
“2008年后一段時間，銀行追著企業放貸款；2011年以后一段時間，企業求著銀行放貸款；最近來看，銀行對民企到了又憐又恨的地步。”農業銀行溫州分行相關負責人表示，“銀行前兩年的利潤就拿來填這幾年的不良貸款了。”
銀企之間破碎的信用關系直接影響到信貸質量的下降。統計顯示，當前浙江不良貸款“雙升”態勢令人擔憂：截至6月末，全省不良貸款余額1356億元，比年初增加157億元；不良貸款率1.96%，比年初上升0.13個百分點。從企業看，新增不良貸款多集中在中型企業和小型企業，不良率分別較年初上升0.4和0.37個百分點。從區域看，新增不良貸款主要集中于寧波、紹興、溫州和金華。
銀企“互不信任”危及實體經濟
記者調研發現，當前，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信用體系受到破壞后，已經對金融市場各方、企業信心、實體經濟等多方面帶來不利影響，亟待引起重視。
在不良貸款持續攀升、資金鏈擔保鏈風險持續影響下，浙江原有良好的市場信用體系遭到較大破壞，不僅銀行與企業之間互不信任，銀行之間、企業之間也互不信任。溫州市政府今年4月專門下發文件，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展“同進共退”行動，目的就在于協調不同銀行采取一致步調；紹興諸暨市實施逃廢債“黑名單”制度，通過報紙、電視等大眾媒體定期向社會公布當事人姓名、住址、未償債金額等信息，并限制他們的高檔消費和出行，也在當地產生了強烈反響。不少企業主感嘆，過去“一個電話借幾百萬”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現在借幾萬都難了。
此外，受各種逃廢債、抽壓貸等負面影響，企業融資成本、市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令各級政府出臺的扶持企業政策難以產生實際效果。
企業家信心明顯不足。不少企業反映，相比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企業困難“來得快去得也快”的局面，當前企業面臨的則是“溫水煮青蛙”式的煎熬。處于持續“緊”環境中，一些企業想轉型升級，但沒有好的方向或技術、資金支撐，面臨“不敢轉、不會轉”的困境；一些企業不投資不擴產，處于蟄伏觀望狀態。
不良資產清收遭遇法律困境
“信心重于黃金”如今已成市場共識。一些地方政府、企業主和銀行表示，當前浙江銀企各方關系成為下一步發展的癥結，關鍵就在于缺乏有效、快速處置出險企業不良資產的良好手段，亟待多措并舉攻克難點，進而加強市場預期管理，約束企業不良行為，讓銀行和資質好的企業逐步恢復信心，最終促進金融市場穩步健康發展，為實體經濟提供輸血、造血功能。
從現實來看，出險企業不良資產清收轉化仍存在法律層面和操作層面的重重困難。如一些刑事、民事交叉類案件在程序上因需適用“先刑后民”原則，且涉及法院、公安(經偵)、政府(處置小組)等多個部門，一方面不良資產清理清收和風險化解內外部壓力大，一方面司法進度緩慢，且加之借貸類案件數量龐大等因素，導致不良貸款處置周期漫長，也給了企業惡意逃廢債、轉移資產的時間和空間。
溫州銀監分局建議，在當前形勢下，政府和監管部門必須要進行必要干預，尤其針對幫扶后的企業存在惡意逃廢債、轉移資產等違法行為，需要政府加強事后監督管理，加強對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
此外，一些銀行負責人建議，受困于司法處置流程較慢，銀行希望通過轉讓、以物抵債等手段加快處置進程，但面臨的稅收等壓力較大，希望有關部門給予必要的稅收政策等配套支持。
從企業角度來說，當前銀企關系緊張，直接導致市場呈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一些自身條件較好的企業也受困于互保鏈、資產縮水等影響而面臨危機。當地一些企業家建議，政府可通過建立轉貸資金池、重新評估廠房土地價值等方式，“讓資質不錯的企業能緩過這口氣，可以活下去，就是給市場最大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