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乃育/繪

　　上半年以來，各地反映企業資金鏈、互保鏈斷裂導致民企業主“跑路”事件持續頻發，對區域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企業主不斷“跑路”？如何避免類似事件一再發生？《經濟參考報》記者回訪2011年溫州“跑路潮”中的多名影響較大的“跑路回歸”企業主后發現，企業主“跑路”的直接誘因是當時不知該如何處置突如其來的巨額債務擠兌而產生的極端恐懼感，“無知”、“無策”、“恐懼”是三個關鍵因素。
　　企業主建議，社會輿論要廣泛宣傳如何化解債務危機的辦法，政府、銀行、民間債權人和企業亟須創建四方信息溝通機制、搭建債務處置平臺，讓企業主先解“心結”，再解“債結”，引導風險企業走出困境，不至于因企業主習慣于“人間蒸發”而給當前的經濟環境留下更多隱患。

　　“無法還清債務的壓力讓我幾次想死”

　　“那時候整天胡思亂想，不知道怎樣還錢，也不知道債主們會怎么對付我，內心充滿極大的恐懼。我真的被逼瘋了，好幾次都想去跳樓。”

　　記者三年跟蹤調研發現，大多數民企業主是因資金鏈、互保鏈風險爆發，債務無法及時償還而導致“跑路”。回顧他們“跑路”的心路歷程，“無知”、“無策”、“恐懼”是三個關鍵因素。
　　近日，記者在溫州市獨家采訪了3年前“跑路”美國、后被勸導回歸的民營企業主胡福林，深入了解到其“跑路”的真情。2011年9月21日，身背20億元巨債的溫州眼鏡業龍頭企業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因資金鏈斷裂、無力償還債務突然隱身出走美國，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跑路潮”標志性事件。
　　胡福林坦誠相告，自己有綠卡，在美國有不少朋友，一些人出主意叫他“走為上”。
　　“那時候心里有一顆‘苦毒’的結，不知怎么解開”。胡福林說，“當時每天都有一撥又一撥的債主坐在我辦公室逼債，待到凌晨兩三點鐘都不肯走，我實在受不了。銀行又騙我，把一筆好不容易從民間借來的幾千萬元轉貸‘過橋’資金給收了。我束手無策陷入絕境，人快崩潰了，只好迅速脫身。”
　　而此前的10幾天，浙江奧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孫福財安排公司300多名員工集體去雁蕩山旅游，然后趁機“金蟬脫殼”。當時他共欠銀行和民間借貸2.6億多元。
　　孫福財回憶說，“當年公司發展很快，而當時銀行利息很高，放貸速度又很慢。我們想快速上馬擴建二期工程，就開始走民間借貸。我們一開始也是臨時借錢，后來明白這是吸血鬼，沾上了就甩不掉。本來公司盈利還好，但后來連利息也還不起。債權人來逼債，把公司設備都搬走了，我無路可走不知如何應對，只好跑路。”
　　“平時我抽一包煙，在上海躲債的時候每天都抽兩三包。”孫福財說，“那時候整天胡思亂想，不知道怎樣還錢，也不知道債主們會怎么對付我，內心充滿極大的恐懼。我真的被逼瘋了，好幾次都想去跳樓。”

　　民企債務風險進入高發期

　　“這么多人來找我，使我也感到深深的憂慮，怎么還有那么多人出同樣的問題？有些危機他們是不肯跟政府、銀行和媒體說的，所以不少潛在風險未必被政府統計到。”

　　調研中，胡福林、孫福財及多位溫州銀行界人士預判：溫州資金鏈、互保鏈風險已經充分暴露，未來形勢不會更糟糕。但值得警惕的是，溫州作為民營經濟“風向標”，正反問題往往先行先顯，其風險往往比別的地方先暴露，因此要注意其他地方的“雙鏈風險”仍處于矛盾積蓄期，同時也是處置風險的最佳應對期，亟須加強關注。
　　首先，溫州“雙鏈風險”已基本浮出水面并有所遏制。近4年來，溫州既發生幾十起老板跑路事件，也有10多名老板因無力償債絕望跳樓自殺。胡福林從美國回來后，當地政府和銀行、法院等部門協力支持信泰集團資產重組，胡福林在成功引入戰略投資人后，一方面保留集團旗下的“海豚”品牌眼鏡恢復生產，一方面將新建的廠商兩用房“退二進三”，借助“中國鞋都”產業優勢，將之改造為總面積16萬平方米、國際一流檔次的鞋革綜合市場。胡福林“絕處逢生”的案例給了不少遭遇危機企業主實實在在的信心。
　　從面上看，溫州銀政企積極聯手，“雙鏈風險”已基本浮出水面，金融風險有所遏制。該市全年銀行貸款總額7200億，已化解不良資金391億元。溫州銀監分局統計顯示，目前溫州市重大風險擔保圈有28個，涉及信貸金額507億元，分別比年初下降了5個和111億元。“通過各方共同努力，市場信心逐漸恢復，企穩態勢顯現。”溫州銀監分局局長助理梁劍鋒說。
　　其次，溫州周邊“雙鏈危機”產生新的金融風險不容低估。去年以來，上海、江蘇、福建等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以及浙江省的紹興、諸暨、杭州、蕭山等地也出現多宗因企業欠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而陷入危機的事件。就當記者在胡福林辦公室采訪時，來自福建的三名民企業主正在“問計”胡福林處理債務良方。胡福林說，因為自己久病成醫，有出走又回歸應對危機的經驗，這3年多來，不僅浙江多地經常有老板來找他咨詢、討教，連江蘇、福建等省也時有老板找上門請他“指點迷津”。“這么多人來找我，使我也感到深深的憂慮，怎么還有那么多人出同樣的問題？有些危機他們是不肯跟政府、銀行和媒體說的，所以不少潛在風險未必被政府統計到。”
　　據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最新監測，上半年浙江全省共監測到出險企業761家，同比增加494家。截至6月末，不良貸款率1.96%，雖比5月末下降0.17個百分點，但比年初上升0.13個百分點，金融潛在風險不可低估。

　　化解債務危機須先解開“心結”

　　一些銀行界人士進一步建議，雖然也有不少人沒“跑路”，但他們對債務消極應對甚至轉移資產逃避責任，對這些企業主也需要采取多種手段，先化解企業主“心結”，再逐步解決債務問題。

　　在孫福財、胡福林等民營企業主看來，不少“跑路”事件源于對債務處理的無知、無策和恐懼，亟須各方暢通溝通渠道、共商解決辦法；一些銀行界人士進一步建議，雖然也有不少人沒“跑路”，但他們對債務消極應對甚至轉移資產逃避責任，對這些企業主也需要采取多種手段，先化解企業主“心結”，再逐步解決債務問題。
　　一是政府牽頭搭建多方溝通平臺。“來我這里的老板應該對債務問題攤開來說，而有些話他們礙于面子、名聲和懼怕后果而不肯跟政府、銀行和媒體說，結果越悶在心里越誤事，甚至失去了解套的良機。”胡福林表示，從這個層面來看，政府仍需未雨綢繆，提前搭建跨部門、多方聯動的溝通平臺，創造“敞開心扉”的環境和機制，先解決如何引導出險企業有路可找、有話愿說的問題。目前，溫州、杭州、紹興等地成立了政府化解風險企業專門機構，但不少地方仍缺乏溝通機制。
　　二是化解和打擊“兩手硬”。建設銀行、農業銀行等多家駐溫州分行的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前發現不少企業主采取轉移資產、“改換門庭”等辦法惡意逃廢債，然后將已無資產的出險企業實施倒閉、破產，導致銀行吞吃死債、爛債苦果。“面對這些惡意行為，銀行很難阻止，只有依靠政府和公安等部門嚴加監管、打擊，否則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欠了銀行債務的老板們換個公司照樣過得很瀟灑。”
　　三是積極發揮輿論的正面導向作用，促使危機企業了解政策，樹立信心，杜絕跑路蔓延。相關人士認為，企業主“跑路”問題，既有個體風險控制能力低、誠信意識淡薄的原因，也有輿論環境不良等客觀原因。“有些本來資質差的企業老板跑路，輿論一哄而上夸大處置難度和風險，導致其他出險企業對解決問題沒有信心”，胡福林說，相關部門應該構建良好輿論環境，引導、鼓勵企業主把困難攤開來尋求社會各方共同妥善解決，而不是施加更多負面壓力否定他們，導致“結”終成“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