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內許多大城市傾向于選擇垃圾焚燒作為垃圾終端處理的主要形式，不少新建的垃圾焚燒廠也即將密集上馬。有專家測算，如果要達到《“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提出的目標，全國還應再建170多座垃圾焚燒廠。
然而，《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伴隨著環保理念、權益意識的增強，一些地方特別是垃圾焚燒廠選址點附近的居民排斥建垃圾焚燒項目，垃圾處置陷入重重困局。
填埋場超期服役
北京，日產垃圾1.8萬噸；上海，日產垃圾1.9萬噸；廣州，日產垃圾1.8萬噸——如此龐大的數量，足以讓任何垃圾填埋場很快就成為垃圾山。
位于北京東郊三區交界處的北神樹垃圾填埋場，1997年投入使用，設計日處理垃圾能力980噸，設計使用壽命13年。然而直到今天，每天還有超過千噸來自北京中心城區的垃圾運到這里，再由專門的大型垃圾車緩緩地送上離地數十米高的垃圾山，實施填埋作業。
“超期使用3年多，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北神樹垃圾填埋場第四任場長、北京環衛集團運營有限公司填埋事業部部長陳鵬說。由于新建垃圾處理設施的進度不如預期，導致這座原本計劃在北京奧運會后就正式封土停用的垃圾填埋場不得不超期服役，為此甚至不得不把原先的綠化帶都挖掉，以作為新的垃圾堆放地。
同樣的問題在全國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廣州市城管委主任、城管執法局局長危偉漢說，如果還是走填埋的老路，那么到2016年廣州所有的垃圾填埋場都將飽和，“垃圾將無處可埋”。
“垃圾圍城絕對不是偽命題。”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長陸月星說，“現階段中國的垃圾圍城，一方面體現在生活垃圾產生和管理的整個過程沒有形成科學有效的體系，另一方面是指垃圾如果不經過無害化處理，就會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
由于垃圾填埋會造成占地多、污染重、危害大、處置周期長等各種問題，因此，當前國內各大城市紛紛將垃圾處置的重點改為發展垃圾焚燒廠。廣州市政府宣布到2016年將再建6座垃圾焚燒廠，以實現到2017年原生垃圾“零填埋”目標。在上海，隨著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期和郊區一系列垃圾焚燒廠的運行投產，到“十二五”末垃圾無害化處理將由填埋為主轉變為以焚燒為主。南寧市投資10.8億余元建設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總投資8.13億元的北京南宮生活垃圾焚燒廠項目在大興區開建……
而在政府方面看來，加速垃圾焚燒建設，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由于受到土地資源約束越來越緊的限制，目前國內各大城市紛紛由傳統的垃圾填埋轉向垃圾焚燒，以減少垃圾對資源環境的負擔。
減量化是垃圾焚燒廠最為立竿見影的效果。北京市朝陽循環經濟產業園管理中心書記郭團會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在2008年焚燒廠運營之前，每天這里要填3000噸原生垃圾，而通過垃圾焚燒，這里每天只要填埋100多噸焚燒過的爐渣。此外，減少垃圾滲濾液的二次污染，以及垃圾焚燒發電后帶來的經濟效益，也是各大城市紛紛選擇垃圾焚燒的重要原因。
《“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提出，截至2015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有專家做過測算，如果要達到上述目標，全國還應再建170多座垃圾焚燒廠。
焚燒廠頻遭質疑
在一些地方，建設垃圾焚燒處理設施陷入“政府宣布建設——居民強烈反對——項目被迫擱置”的中國式困境，支持與反對建垃圾焚燒廠的意見僵持不下，似乎成了難以破解的死局。
2009年11月，廣州番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遭到附近居民強烈反對，成為近年來反對垃圾焚燒的標志性事件。周邊居民認為，焚燒廠的建立會給當地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特別是焚燒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二噁英，會嚴重影響健康。番禺區政府被迫宣布暫停該項目，時隔4年后，易址廣州南沙新區。而近期杭州爆發民眾反對事件也成為近年來頻發的垃圾焚燒廠爭端的最新案例。
據了解，在一些地方，居民和政府在垃圾焚燒項目建設上存在較深的認知鴻溝，地方政府再三向居民強調垃圾焚燒廠技術成熟，全球許多國家都在采用。但居民對此表示懷疑，擔心項目會給自家環境帶來污染，對政府的監管能力也缺乏足夠信任。近年來雙方對峙程度不減反增，甚至從反對升級為沖突。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民眾對興建垃圾焚燒廠的質疑概括起來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焚燒廠運行環保安全如何監管到位？
關于焚燒無害化，居民對政府的解釋始終難以信服。廣州山前大道金碧御水山莊的羅明海就表達了擔憂：“就算建設的垃圾焚燒廠技術世界一流，但好的技術沒有好的運行與監督，要達到無害化效果也是未知數。”
羅明海稱，如足夠高的爐溫是保障焚燒中達到無害化或減害化的重要條件，但在垃圾未充分分類情況下，餐廚垃圾的水分會降低爐溫，要提高爐溫，勢必會增加成本。當公共利益遇到經濟利益時，企業會為公共利益做犧牲嗎？
廣州市李坑垃圾焚燒廠是廣州市以最新先進技術打造的“樣板工程”。記者在現場看到，該廠排放出口的數據被實時連接到當地環保局管理系統以及廠門口電子屏進行展示接受監督。
李坑垃圾焚燒廠有關負責人說，每月會將相關監測數據匯總上報當地和有關部門。對于群眾最為關心的二噁英等有害物質的檢測，廠方每年請專業機構來檢測兩次。
第二，“垃圾焚燒場建設是否科學”誰說了算？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對于垃圾焚燒是否具有毒害性等關鍵性問題，不僅居民與政府間難以達成共識，在專家中也存在較大爭議。各方爭議較多的垃圾焚燒是否無害化問題，網民援引有關專家觀點稱，在西方，垃圾焚燒發電已成夕陽產業，垃圾焚燒的“發達國家”丹麥、德國、日本、美國，都在縮減垃圾焚燒規模。而另外一些專家則認為，在西方發達國家“縮減垃圾焚燒規模”的情況并不存在，相反還在大力發展中。
第三，垃圾焚燒廠“大躍進”式的建設會否造成產能過剩？
2013年以來，廣州市大量上馬垃圾焚燒項目引人關注。在原有一座李坑焚燒廠的基礎上，白云、蘿崗、番禺、增城、花都、從化等各區市都分別規劃建設一座焚燒廠，計劃到2016年，形成1.35萬噸/天的垃圾焚燒處理能力。
一座城市7座垃圾焚燒廠是否會造成產能過剩？廣東省科學院院長陳勇認為，目前政府推廣垃圾分類的思路和“大躍進”式的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規劃相矛盾，如把更多力量放在垃圾的分類減量上，就可以減少垃圾焚燒廠的數量。
垃圾處置困局待破
從長遠來看，垃圾焚燒是符合我國國情、有效減少環境負擔的科學方式，但在具體推進過程中一定要通過信息公開透明保證民眾知情權，在選址、規劃、興建直至運行的全流程進行負責任的監控，通過技術手段保證項目安全性，并進行定期檢測并發布檢測結果。
專家認為，應將每一個垃圾焚燒廠看作是潛在的社會風險點，在選址、規劃、興建直至運行的全流程進行負責任的監控，切實做到以人為本。
一方面，政府要通過信息公開透明保證民眾知情權，通過發揚協商民主保證民眾參與權，不能搞先斬后奏；另一方面，政府更要將以人為本落到實處，發揮帶頭表率作用。例如上海此前就發生過因為居民擔心有輻射、不安全而拒絕在小區附近建設電信基站的問題，當時上海市委決定率先在市委大樓屋頂架設基站，此舉很快就消除了民眾的疑慮。
同時，有關部門應針對民眾關切問題和要求及時作出反饋，以盡快消除誤解化解矛盾，同時對借機謀取不當利益的不法行為必須依法懲處。
據悉，雖然按照現行技術標準興建的垃圾焚燒廠造成的環境污染理論上不嚴重，但事實上還是會給周邊民眾的生活帶來不小影響。例如廣州李坑垃圾焚燒廠的排放標準已達到歐盟水平，但駐廠的村民監督辦公室副組長范燕芬和周圍村民仍然不滿意：“每晚12點上百輛垃圾車排隊進廠卸料時味道太重了，老百姓根本不敢開窗。”專家指出，對于這樣的情緒，政府就應通過經濟補償等各種途徑予以紓解。
此外，須協調各方力量，從國家層面對垃圾焚燒技術的安全與風險進行權威評估解讀，加強檢測并定期發布結果，在全社會形成科學認識垃圾處理的良好氛圍。
專家認為，在當前形勢下，不能僅憑地方政府和個別專家為垃圾焚燒“正名”，而應從國家層面對這項技術的安全與風險進行權威評估解讀。事實上，日本等國家普遍采用垃圾焚燒，運行多年也沒有發生大的安全生產事故。我國的一些垃圾焚燒廠也已運行多年，對周邊居民生命健康是否造成影響應該進行權威調查并將結果公諸于眾。此外，一些垃圾處置設施的標準也應照顧民眾關切適時進行調整，例如老百姓最關心的垃圾焚燒會否產生二噁英問題，目前規定的是一年抽檢一次即可，國內做得比較好的焚燒廠執行的是一年抽檢兩次，但考慮到民眾普遍擔心的情緒，能否將相關標準提高到一年四次，這樣雖然短期經濟成本會上升，但長期而言的社會成本卻可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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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試點14年僅“多了幾個垃圾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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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回收利用場所導致部分前期分類成無用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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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商意盈 王存福/杭州報道 |
盡管小區門口放了不同顏色的垃圾桶，但仍然各種垃圾混雜、免費發放的可降解垃圾袋也被用來裝其他垃圾……這樣的情景在不同城市都能見到。
《經濟參考報》記者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走訪發現，垃圾分類試點已經推行了14年，卻未見明顯實效，垃圾或隨意堆放或無處堆放，并對生活區域形成圍困態勢。
記者日前來到杭州天子嶺垃圾填埋場，青龍塢山谷間巨大的填埋庫區，十多輛垃圾直運車輛輪流傾倒垃圾，推土和碾壓機械不時在“垃圾山”上穿梭，揮汗如雨的環衛工人正冒著惡臭，協助清潔直運車將散落的固態垃圾和廚余廢液掃至傾倒平臺以下。據了解，1991年天子嶺垃圾填埋場投入使用時標高為30米，層層填埋垃圾至今標高已經超過100米，而165米就是上限。
統計數據顯示，和杭州一樣，目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面臨垃圾困局。除縣城之外的600多個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處于垃圾包圍之中。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超過5億平方米，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300億元。
在海南省部分市縣除鄉鎮鎮墟外，大部分自然村垃圾處理均處于放任狀態。廢塑料袋、塑料編織袋在農村垃圾中占比最大，即使是五指山腹地的水滿鄉亦可見到塑料袋隨風掛滿枝頭的景象。據調查資料統計，目前全省每日使用塑料袋約150萬個以上，其中90%以上為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為了有效處理垃圾，海口、文昌、瓊海三地先后建設垃圾發電廠。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不是什么都可以燒”、“處理不好恐致二次污染”。據海口垃圾焚燒發電廠安全生產部經理呂福偉反映，未經分類的混合垃圾直接焚燒，有可能產生大量二噁英、呋喃等有機污染物及鉛、汞、鎘等重金屬污染物的隱患非常大，其中二噁英的危害達到令公眾談之色變的程度。
中國資源綜合利用協會秘書長王吉位表示，我國大陸90%以上可以利用的廢棄物，卻被填埋或焚燒掉。比如每年15億多噸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的僅有幾千噸，而實現最大利用的提前便是垃圾分類。
不過，杭州從2000年便成為垃圾分類試點城市，后來不了了之。2010年3月25日再次啟動垃圾分類試點，將垃圾分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廚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別對應紅色、藍色、綠色以及黃色四種顏色垃圾桶，并免費提供可降解的廚余垃圾垃圾袋。目前垃圾分類已經覆蓋了杭州98%的生活小區，一年93萬噸垃圾進入可回收渠道，但推行情況卻并不樂觀，倒是讓各種顏色的垃圾桶占了風頭。
《經濟參考報》記者不久前在杭州潮鳴街道體東社區看到，社區內的垃圾桶分為綠色和黃色，分別用來盛放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盡管垃圾桶上有明確標識，但很多不可降解的垃圾袋還是赫然放在廚余垃圾箱內，而免費發放的可降解垃圾袋里，也能明顯看到衛生紙、塑料瓶等非廚余垃圾。
居住在該社區的夏大姐告訴記者，大部分居民剛開始都沒有養成把垃圾分類的習慣，扔進垃圾桶時也是哪個就近扔哪個，如果遇上垃圾桶蓋子都蓋著，就直接往蓋上一放就完事。
為了破解難題，杭州部分小區在垃圾分類推行后開始了垃圾分類“實名制”的基層實踐，但一開始就遭到了部分居民的不理解和抵制。
記者還發現，即使居民分類撿運，但也沒有回收利用的地方。大部分垃圾都有兩個去向，能燒的都送到發電廠焚燒，燒不了的就送到垃圾填埋場，這也就意味著前期居民及運輸環節均做了無用功。
經費不足也是垃圾分類工作遲遲不能推行的原因之一。有業內人士算了筆賬，以廣州為例，如果持續3至4年，僅垃圾袋就需14億元，以200人配1名指導員計算，廣州市1800萬人，每年需花費40億元。這樣的投入，即便對于發達城市來說，幾乎也是不可想象的。
杭州市城管委固廢管理中心主任張束空說，破解“垃圾圍城”，推行垃圾分類，可以讓廚房垃圾回歸土地、塑料垃圾進行再利用，做好源頭“減法”，這是綜合成本最低，最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同時，他也承認，因為垃圾分類的不可替代性和社會趨同性，讓這項工作的開展困難重重。
環衛部門和一些相關專家提出，要真正使得垃圾分類成為長效機制，不僅要“政府重視，財政投入，科技支撐，文化引領，民眾參與”五手聯動，更需法律、行政、經濟、技術、文化、教育等手段多管齊下，共同推進，以此實現全社會的綠色發展、循環發展、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