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要取消和下放200項以上的行政審批事項，這對于企業和市場來說，意味著一道又一道的程序和關卡會被撤銷。那么，深化改革、簡政放權的重要舉措到底取得了哪些顯著的成效?行政審批的權力不斷的做減法，又會對企業和市場的發展帶來怎樣的便利?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著名財經評論員張鴻共同評論。
簡政放權，如何把該管的事情管好?力破梗阻?
鄭新立：市場和企業各司其職 政府把精力集中到該干的事情上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這一次下放、取消了200多項審批權限，那么為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為激發企業創業、投資的活力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這兩者缺一不可。取消了這些審批權限以后，政府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到該干的事情上，政府不再對項目進行審批，或者是減少了審批，那么干什么呢?主要是干好五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宏觀調控;第二件事就是市場監管;第三件事就是社會管理;第四件事是公共服務;第五件事就是環境保護。特別是宏觀調控，這件事當前有極大的重要性，那么政府集中力量搞好這些事情，那么讓可以由市場決定的事情交給市場，可以由企業決定的事情交給企業，那么兩者各司其責，我們經濟的活力就可以增強，同時宏觀經濟也能夠保持持續穩定的運行。
張鴻：政府要讓市場均衡的運作起來 但是不會去干預市場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看上去好像是權利少了，我不能審批了，我沒有這個權了，但是在我看來其實責任增加了，因為過去我們的很多精力放在哪兒呢?很多精力放在事前審批上。這個項目上不上，這個企業能不能做，然后門檻你能不能過。
比如說其實我們政府審批、行政審批里面非常多的領域，在環保領域，食品安全領域。在這些領域里面，其實我們的門檻不低，政府設定了一個一個的標準。但是當我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事前，像門衛一樣看大門的時候，其實我們后面的事中的、事后的監管，種種食品安全、環境安全等等的這些監管放松了，因為事前我門已經把的很嚴了，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什么呢?我們在很多部委的權限上，門衛的角色承擔的越來越小了，保安的角色越來越重了，就是我們要管，在這里面你違規了，哪個違規了，哪個錯了，我要管你這個，我要讓市場均衡的運作起來，但是我不會去干預市場。
曹志偉：廣州率先做出改革--先照后證
(廣州市政協委員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們以前辦營業執照要先去辦一堆證件或者某些行業的審批，之后才能領營業執照，但是廣州率先做了一個改革，先照后證。就是說領了營業執照，你再去補辦相關的資質證書，這樣方便企業。另外，在同一個地方可以辦多個企業，這也有利于現在的大學生創業，或者年輕人剛剛出來幾個合伙租一個寫字樓，那叫做一址多照。也方便了連鎖企業，以前我們開連鎖店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開，在不同地方都要重新領一個營業執照，現在可以一照多址。就是說一個營業執照有多個經營的地點，不需要每一個經營地點再重新領一個營業執照。與此同時，現在營業執照的年審也改為備案，備案的材料也比原來要簡單得多。比如以前需要法人代表的計劃生育證明，現在已經不需要了。
鄭新立：下放取消審批權限 釋放四大紅利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政府取消了這些審批之后，第一個好處就是它將釋放創業創新的活力。因為企業興辦投資，行政干預的環節少了，完全根據市場的需求來決定上什么項目，生產什么產品，生產多少產品，就可以極大的激發企業創新和投資的活力。這種活力增加了，那么企業盈利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就增加了，增加了以后就可以增加消費。對老百姓來講，他們可以有更多的錢去購買消費品;對于企業來講，生產的產品有更多人購買，他們就可以加勁來生產產品，來促進企業的發展。
第二個，它能釋放就業的潛力。比如說我們第三產業現在從業人員的比重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36%，全世界平均是60%，發展中國家平均50%，如果我們通過下放審批權限，激發第三產業，特別是生產服務業的發展，使我們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說再提高14個百分點，那么相當于可以增加1億1000萬個就業崗位。
第三個潛力就是資本的潛力，現在我們M2已經116萬億，銀行的外匯儲備接近4萬億美元。那么，這么多錢放在這。由于金融體制改革之后，干預過多，特別是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還有這樣那樣的障礙，所以造成企業融資成本過高，資金的流動性比較差，需要資金的得不到資金，不需要資金的可能送到門上，而且企業的融資成本比較高，那么通過下放權限，金融改革將會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我們這么大的資本存量足以支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第四個潛力是土地的潛力，現在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對承包地，宅基地，都可以抵押擔保轉讓，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也可以與城市的國有土地同權同價，如果這些改革能夠得到落實，這就意味著6億多農民可以像城里人一樣能夠分享到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如果能夠分享到，那么農民的收入就會有一個較快的增長，和城市人的收入差距就可以逐步的縮小，所以下放審批權限，激發經濟活力至少有這四大潛力，四大紅利可以釋放出來。
張鴻：在整個經濟市場里 政府盡量不要去干預市場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因為是在簡政放權這個背景下說改革紅利，就是怎么簡?簡政放權，釋放紅利。我覺得釋放紅利肯定是，它確實能給企業帶來活力，也能讓消費者得到好處。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今天上午在看NBA的總決賽。如果看比賽你會發現，隊員是不一樣的，有的隊員到最后，季后賽只投一個3分。還有的是防守型，有的是進攻型。這時我就想，如果作為一個喜歡干預的人會這么想，為什么不規定一下?我給這些球員測試一個12分鐘跑，達標以后才能讓他成為NBA的球員，然后投藍命中率得達到多少才能給他頒一個證，防守得搶多少籃板才能給他頒一個證，但是在NBA里面有好幾個球員，有的全場比賽不得分，光蓋帽。像羅德曼全場比賽就不得分，光搶籃板球。在這樣的干預下，這些隊員是打不了NBA的，他是沒法參加比賽的。
所以說，其實管理者有時候不太知道到底市場缺什么，或者說球隊缺什么，誰知道?市場知道，教練知道，戰術怎么安排不用裁判在那吹哨，說你這個戰術不對，或者說這個教練暫停一下。不用你來，只要他們能充分的發揮自己安排的權利，球隊才能獲利，然后球迷才能看到好的比賽。這就是在整個經濟市場里面，我們政府要干什么，市場要干什么，就是盡量多的不要去干預他。
鄭新立：簡政放權要做到放而不亂 管而不死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簡政放權之后，要做到放而不亂，管而不死，最重要的一個制度就是實行負面清單的管理制度，那么政府把負面清單公布出來，它是透明的。企業知道這些領域如果要進入，要經過一定的審批，除此之外都可以自由的進入，那么這種管理非常方便，也容易使企業知道他應該干什么。那么政府在具體的、微觀上的管理事務減少之后，集中精力在搞好宏觀上，做市場干不了的事，企業干不了的事。
當前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搞好宏觀調控，一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是7.4%，這說明已經持續兩年多的經濟下行的壓力還沒有緩解。在兩會上，總理在答記者問的時候，有記者問他，你上任以來最大的壓力是什么?總理說最大的壓力就是經濟下行的壓力。這種下行的壓力既有短期的因素，也有長期的周期性因素，我們要通過有效的宏觀調控來克服這種下行的壓力。比如說現在我們政府的債務率只有39.2%，在世界上是屬于最低的行列，所以政府財政運作的空間很大。
另外，我們一季度物價指數是百分之一點幾，現在整個物價走勢不是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所以貨幣政策運用的空間很大。我主張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靈活貨幣政策引導資金投向產業轉型升級的方向，投向那些能夠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方向上來。這樣，我們就需要制定一些調整的規劃，需要計劃部門、財政部門、金融部門密切配合，計劃制定調控的方向、調控的戰略、調控的重點以及發展的重點。那么財政用貼息、資本金補助、減稅各種方式來引導資金投向。銀行可以采取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甚至可以用過去朱镕基總理使的點貸的方式保證資金投向這些優先發展的項目、重點項目，這樣提高投資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果把這件事搞好了，企業的宏觀環境就寬松了，資金也活了，投資也活躍了，經濟也活躍了，下行的壓力也緩解了，那么政府可以說是給老百姓辦了一件最大的好事。
張鴻：簡政放權不在于減多少數量 而在于減的質量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政府在判斷的時候特別難，比如說放，我剛才舉例子說，如果你光是一個守門的，然后你把這個門取消了，我就不管了，這就是放任它，而不是放活。那怎么才能管好呢?就比如說打球，如果我給每個球員都限定你必須折返跑多長時間才可以，那就是管死，沒管好。所以怎么才能管好，怎么才能放活?負面清單其實就是針對企業的，負面清單是法無禁止即可為，這是李克強總理最近經常說的。另外一個清單叫正面清單，這是給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這兩個清單其實是一個事，就是要守法，企業也要守法，政府部門也要守法。在這個前提下，企業才能弄清楚政府管的是什么，你放的是哪些。
現在我們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們要建立一個基礎數據，正面清單，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說年底之前要公布出來。正面清單，就是拿一個單子出來，各個部委，各個部門的權力，地方政府的權力就在這里，超出這個權力的，沒有。所以要有一個基礎數據，每一項權力，你這個部門這個地方有哪些權力，然后我辦一個事情，這個權力是什么?這個權力的法律授權是哪里?把這個權力弄清楚，我們梳理清楚，就大概能夠看清楚哪些不在法律之內，我們就可以簡了。這個時候不在于減的數量，而在于減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