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產管理規模迅速做大之后，過慣“好日子”的信托公司正在為保兌付頭疼不已。今年以來，受房地產市場降溫、產品兌付洪峰的雙重影響，多地信托兌付危機開始顯現。隨著中誠信托、吉林信托、新華信托先后被曝出現兌付困難，有關投資者與信托公司及代銷機構之間就剛性兌付產生爭議甚至對簿公堂的消息頻頻見諸報端。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在“剛性兌付”爭議背后，不乏部分信托產品受托人主動管理能力低下，風險自控虛設的隱患。而在信托產品運行管理及銷售中存在的信息披露不到位、利用復雜法律文書脫責、用產品說明書取代合同協議等種種問題，給投資者的維權之路埋下了一個個“免責陷阱”。
到期前一個月才知虧損近60萬
信息披露不到位、利用復雜法律文書脫責、用產品說明書等取代合同協議……在信托產品運行管理及銷售存在諸多弊端情況下，投資者維權變得舉步維艱。
49歲的浙江樂清商人文先生經營一家銷售防護器材的個體企業。2011年，他以300萬元從某商業銀行購入一款信托產品，起投金額為50萬元。到期前的一個月，文先生才被告知虧損近20%。
而在上海，某股份制銀行的私人銀行客戶李先生2011年購入一款房地產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合同列明，信托投向的企業大股東個人負有無限連帶責任。今年1月，該信托因卷入房企借貸糾紛，一度面臨兌付危機。
從2006年的3500億元到今年一季末的11.73萬億元，我國信托資產管理規模已增長逾30倍，其體量成為金融業第二大。另據機構預測，2014年信托到期量約5.3萬億，信托公司面臨集中兌付壓力。而隨著多款信托產品被曝兌付困難，信托投資者維權所面臨一系列難題也逐漸暴露。
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公布的2013年調查顯示，產品誤導銷售、夸大收益、出現巨額虧損、資金被占用、信息不透明等問題，已遭到消費者集中投訴。而《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缺乏信息告知、沒有有效擔保、問責渠道有限等正成為信托維權矛盾擴大的主因。
在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金作鵬稱，他所代理的數十起信托訴訟涉及多類“免責陷阱”：一是信息披露不到位，信托公司在網站發布凈值，代替實地寄送；二是利用復雜法律文書脫責，設法提高投資者問責、中止已虧損信托的條件；三是用產品說明書等取代合同協議。“一些做法易埋下隱患，甚至只給投資者合同封底，簽字后再寄送全文。”
產品、銷售風險管理不善催生的訴訟效應從個案可窺一斑：《經濟參考報》記者獲得的判決書顯示，2011年后，浙江金信信托與保險公司共同發起的“信托投資人壽保險”理財產品就曾引起多輪集體訴訟。銀監會網站披露信息顯示，已發現個別地方存在未經批準、在名稱中使用“信托公司”字樣的非法機構，部分機構虛假宣傳招聘人員，進行募集資金等非法金融活動。
近期，俗稱99號文的《關于信托公司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首份實施細則已經下發。在規范資金池運作、建立流動性支持和資本補充機制的要求下，信托行業正走到轉型路口。
信托合同暗藏“免責陷阱”
記者在一款信托合同中看到，其銀行風險評級為“最高風險”。然而，盡管合同要求投資者進行風險承受能力測試，但隨后約定：即使不通過測試，作出聲明仍可購買。
事實上，在剛性兌付頻頻引起爭議背后，信托產品自身不乏售前承諾保證收益，售后則強調“風險自擔”的“免責陷阱”。中國信托業協會數據顯示，僅2012年，我國到期清算出現問題的信托項目約200億元。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信托合同不乏存在“免責條款”現象。而“99號文”等新規的出臺，正是旨在加強對信托機構的行為約束。
一是“風險評估成虛設”。從信托、代銷銀行等金融機構角度，突出表現在缺乏格式合同約束，風險控制自行設計。比如，按照《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銷售管理辦法》，理財產品風險評級與客戶風險承受能力不匹配，則屬于不當和誤導銷售等異常情況。
但記者在一款信托合同中看到，其銀行風險評級為“最高風險”。然而，盡管合同要求投資者進行風險承受能力測試，但隨后約定：即使不通過測試，作出聲明仍可購買。
“99號文主要是為了防止此類金融風險集中釋放。”民生證券分析師張磊表示，究其原因，信托通道業務是銀行資金出表的重要手段，在經濟增速放緩，很多信托項目基礎資產收益率下滑壓力下，抵押物價格也受到整個大資產價格下跌影響，導致資產負債表惡化向銀行體系逆向傳導。
二是“收了錢不擔責”。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宇認為，高額固定收費讓機構“旱澇保收”，也加劇了買賣雙方矛盾。以一款募資10億元的兩年期信托產品為例，合同中固定管理費和托管費每年為2.8%。按管理報告，這款產品一度浮虧2億元，仍可計提收費逾5千萬元。
三是“出了問題易推諉”。本次下發的《關于信托公司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還對信托公司的通道業務進行了說明，要求金融機構之間的交叉產品和合作業務，必須以合同形式明確項目的風險責任承擔主體，提供通道的一方為項目事務風險的管理主體，厘清權利義務。
市場人士指出，這一新規與信托市場責任“層層分包”現象不無關聯：比如采取有限合伙制，引入財富管理公司作為投資顧問或合伙人。但“投顧”實際卻屢屢操盤資金、搭橋定向增發業務，一旦虧損各方容易推諉，問責機制模糊。
風控能力亟待加強
專家認為，信托業要成為真正的受托理財機構，實現兌付機制市場化同時，機構盡職及完善問責不可或缺。
“隨著部分行業去杠桿資金流趨緊，打破剛性兌付的壓力可能加劇。”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說。從產品設計、利潤分配到代銷等層面，監管從嚴的背景下，信托業正面臨轉型“大考”。
專家認為，亟須明確信托公司“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功能定位，培育“賣者盡責”規范——在信托公司受托責任沒有嚴格明確的情況下，無法也不應讓投資者完全承擔投資風險，真正實現“買者自負”。
“中誠信托等事件已表明，要警惕打著理財旗號，借信托將貸款業務轉為非貸款業務，以買者自負的名義讓機構免責。”資深金融學者陸磊認為，非系統性風險產品應加快設立完善問責機制，以保護投資者權益。
事實上，信托理財市場迅速膨脹背后，不乏信托公司粗放擴張帶來的隱患。專家認為，盡管從總量上看信托風險整體可控，但一些信托公司對一些項目粗放決策，疏于管理，信托公司對行業發展周期的風險管理能力亟待加強。
“可試點建立信托格式合同規范及合同備案制度，有效防止利用復雜法律文書，損害投資者權益。”上海華榮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許峰建議，須限制信托合同變相違規，統一風險承受能力標準，擴大浮動管理費占比與業績掛鉤。
專家認為，信托業要成為真正的受托理財機構，實現兌付機制市場化同時，機構盡職及完善問責不可或缺。上海銀監局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國內第一個理財產品電子化監管平臺已經上線，收錄產品超過3290款，將實時監測包括信托產品在內的兌付風險。而在銷售環節，《上海銀行業理財產品銷售宣傳用語規范》已經下發，明確代銷銀行不準采取暗示收益率等銷售“話術”。
業內人士表示，這一舉措旨在對投資者數量超過一定規模、低于一定門檻的信托產品購買群體及兌付期限，通過統一詳盡的備案平臺，摸清不同信托產品的兌付狀態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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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以市場機制破解信托剛性兌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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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杜放 黃玫/上海 廣州報道 |
“假信托”案件頻發，代銷法律糾紛屢現，兌付危機連連上演……坐上金融業第二把交椅的信托業，近期屢屢遭遇風險挑戰。《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當“剛性兌付”演變為不成文規則，信托產品風險逐步釋放的同時，也隱藏了一系列發行、銷售及擔保隱患。專家認為，為穩步釋放投資者群體風險，應用市場化的機制打破剛性兌付的潛規則。
“剛性兌付”成不成文規則
轟動一時的中誠信托“至誠金開1號”以兌付本金和部分利息告終；房地產信托“上海錄潤置業股權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近期陷入借貸糾紛，“剛性兌付”再度發威。“剛性兌付的實質，是要信托機構提高對不良資產的容忍度，將投資品存款化，仍在積累風險。”上海市銀監局創新業務監管處處長王鑫澤說。
年初以來，多款信托產品均出現到期兌付困難。維持兌付的成本逐漸增大，打破剛性兌付的壓力卻在增加：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廣東省銀監局轄內信托公司存續信托理財產品達1033只，比年初增加約31%。但伴隨資產價格下滑，綜合平均收益率已同比降低0.36個百分點。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國際無抵押債券平均違約率是4%至5%，從代銷銀行、發行信托機構角度，信托違約和銀行不良貸款一樣，是非常正常的現象。“隨著部分行業去杠桿資金流趨緊，打破剛性兌付的壓力已在加劇。”
事實上，按照《信托公司管理辦法》，信托公司開展信托業務，不得承諾信托財產不受損失或者保證最低收益。廣東省銀監局非銀處負責人認為，“在信托產品的制度安排上，根本不存在剛性兌付，本來就不具備法律強制性。”
然而，在眾多信托產品兌付實際操作中，信托機構賠不起，代銷銀行不想賠，投資者問責無門，缺乏有效的問責和市場化“兜底”機制，使兌付糾紛頻頻上演。
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金作鵬表示，2011年以來，他已受理數十起信托到期兌付糾紛，最終都是以撤訴為條件，達成剛性兌付和解。“不剛性兌付會造成維權風險。如果支持投資者訴求，對行業、公司的影響又很大。”
“捂住”風險難掩新隱患
形成剛性兌付的源頭在哪里？據介紹，上世紀90年代末，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向省內外、國內外500多家債務人發放貸款近130億元，因未嚴格審查債務人的資信和償債能力，導致嚴重支付危機。此后，國內信托產品形成剛性兌付潛規則，運用資金池、“借新還舊”方式保兌付。
伴隨轟動一時的廣國投破產案，國內信托業已經過6輪整頓，兌付問題依然頻發。
“非市場化的剛性兌付可能導致風險被普遍低估，過度投資不可行項目。”標準普爾大中華區總裁周彬說。《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一刀切”的兜底做法滋生了多方風險意識薄弱、產品發行缺乏評估等一系列風險。
一是不管“能不能買”，投資群體風險意識淡薄。2011年2月，上海市民吳竹成以300萬元購入某集合信托計劃。根據管理報告，截至次年9月30日，該信托產品浮虧便接近45%。記者在投資者出示的合同中看到，風險評估報告簽字處為空白。“自己確實連合同都沒看就買了。”而根據《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銷售管理辦法》，風險承受能力評級應由客戶填寫。
二是不顧“該不該賣”，理財擔保銷售弄虛作假。銷售違規宣傳、擔保審查不嚴，也使投資者盲目入市。
以今年1月陷入兌付危機的中誠信托“誠至金開1號”產品為例，作為其擔保物的陜西某煤礦在信托發售前未獲得采礦證，并不具備作為擔保物的資格。“不論投資者自認倒霉還是獲得兌付，都不應影響追究失職者責任。”上海一家基金子公司負責人認為，剛性兌付掩蓋了責任追查。
三是不問有無資質，信托發行成為融資套利。事實上，信托業存在的“剛性兌付”潛規則已波及多種投資品，影響深遠。比如，基金子公司、券商資管計劃，乃至私募債市場的“剛性兌付”同樣應運而生。
北京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銷售部門負責人表示，信托發行只需備案。“有分行為了幫客戶解決貸款需求，就策劃發行代銷，沒有有效的發行審核機制。”根據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整改通知，該市33家公司未經批準在名稱或經營范圍中涉足信托——全國只有68家信托公司，深圳卻一下子冒出33家“假信托”公司。
建立市場化風險處置機制
“我國信托業規范包括一部法律和四個部門規章。即使是如此簡明的法規框架，都沒有被認真執行。”金作鵬說，原因之一就是各方均自恃有“兜底”。
市場人士表示，信托市場屢次遭遇先發展再整頓，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市場化風險處置機制不健全：剛性兌付等非市場化手段過度存在，而市場化手段太少；“零容忍”的硬杠杠下，局部性風險管得更多，系統性風險在積累。
如何“讓硬風險軟著陸”，成為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及維權群體的共同呼聲。
專家認為，穩步釋放信托風險的現實路徑在于，由重事后控制轉為重事前控制，理順責任糾紛處理機制，強化市場化處置手段。“對一些出現問題的信托產品，政府不能把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進行剛性兌付。”山東財經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華認為，破解面對剛性兌付的“兩難”，應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
據介紹，多國信托業普遍存在類似存款保險的風險賠償機制，我國信托業由于長期存在剛性兌付，同類風險防范尚未落實。《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規定，信托賠償準備金累計額需達到注冊資本20%。東部某省一家信托公司負責人表示，2013年末其賠償準備金余額尚存在缺口。
廣東省銀監局非銀處負責人建議，完善投資者教育同時，可加大對項目及信托公司的審查，并監控信托公司收入，確保收益完整分配。
業內認為，強化發行監管同時，在信托業轉型中，遏制產品風險源頭也應提上日程。信托投資垃圾債券乃至藝術品、白酒等高風險資產近年日益增加。特別是要建立代銷銀行與信托公司間的風險隔離，同時建立對問題公司及相關責任人的問責機制。
例如，美國2000年通過的《統一信托法典》，就界定了投資者有要求潛在損失賠償的可能，信托機構違規適用救濟規則可追訴損害賠償。金作鵬認為，為明確違約信托的發行方、代銷方和投資者各承擔何種責任，亟須建立信托糾紛仲裁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