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信托”案件頻發，代銷法律糾紛屢現，兌付危機連連上演……坐上金融業第二把交椅的信托業，近期屢屢遭遇風險挑戰。《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當“剛性兌付”演變為不成文規則，信托產品風險逐步釋放的同時，也隱藏了一系列發行、銷售及擔保隱患。專家認為，為穩步釋放投資者群體風險，應用市場化的機制打破剛性兌付的潛規則。
“剛性兌付”成不成文規則
轟動一時的中誠信托“至誠金開1號”以兌付本金和部分利息告終；房地產信托“上海錄潤置業股權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近期陷入借貸糾紛，“剛性兌付”再度發威。“剛性兌付的實質，是要信托機構提高對不良資產的容忍度，將投資品存款化，仍在積累風險。”上海市銀監局創新業務監管處處長王鑫澤說。
年初以來，多款信托產品均出現到期兌付困難。維持兌付的成本逐漸增大，打破剛性兌付的壓力卻在增加：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廣東省銀監局轄內信托公司存續信托理財產品達1033只，比年初增加約31%。但伴隨資產價格下滑，綜合平均收益率已同比降低0.36個百分點。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國際無抵押債券平均違約率是4%至5%，從代銷銀行、發行信托機構角度，信托違約和銀行不良貸款一樣，是非常正常的現象。“隨著部分行業去杠桿資金流趨緊，打破剛性兌付的壓力已在加劇。”
事實上，按照《信托公司管理辦法》，信托公司開展信托業務，不得承諾信托財產不受損失或者保證最低收益。廣東省銀監局非銀處負責人認為，“在信托產品的制度安排上，根本不存在剛性兌付，本來就不具備法律強制性。”
然而，在眾多信托產品兌付實際操作中，信托機構賠不起，代銷銀行不想賠，投資者問責無門，缺乏有效的問責和市場化“兜底”機制，使兌付糾紛頻頻上演。
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金作鵬表示，2011年以來，他已受理數十起信托到期兌付糾紛，最終都是以撤訴為條件，達成剛性兌付和解。“不剛性兌付會造成維權風險。如果支持投資者訴求，對行業、公司的影響又很大。”
“捂住”風險難掩新隱患
形成剛性兌付的源頭在哪里？據介紹，上世紀90年代末，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向省內外、國內外500多家債務人發放貸款近130億元，因未嚴格審查債務人的資信和償債能力，導致嚴重支付危機。此后，國內信托產品形成剛性兌付潛規則，運用資金池、“借新還舊”方式保兌付。
伴隨轟動一時的廣國投破產案，國內信托業已經過6輪整頓，兌付問題依然頻發。
“非市場化的剛性兌付可能導致風險被普遍低估，過度投資不可行項目。”標準普爾大中華區總裁周彬說。《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一刀切”的兜底做法滋生了多方風險意識薄弱、產品發行缺乏評估等一系列風險。
一是不管“能不能買”，投資群體風險意識淡薄。2011年2月，上海市民吳竹成以300萬元購入某集合信托計劃。根據管理報告，截至次年9月30日，該信托產品浮虧便接近45%。記者在投資者出示的合同中看到，風險評估報告簽字處為空白。“自己確實連合同都沒看就買了。”而根據《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銷售管理辦法》，風險承受能力評級應由客戶填寫。
二是不顧“該不該賣”，理財擔保銷售弄虛作假。銷售違規宣傳、擔保審查不嚴，也使投資者盲目入市。
以今年1月陷入兌付危機的中誠信托“誠至金開1號”產品為例，作為其擔保物的陜西某煤礦在信托發售前未獲得采礦證，并不具備作為擔保物的資格。“不論投資者自認倒霉還是獲得兌付，都不應影響追究失職者責任。”上海一家基金子公司負責人認為，剛性兌付掩蓋了責任追查。
三是不問有無資質，信托發行成為融資套利。事實上，信托業存在的“剛性兌付”潛規則已波及多種投資品，影響深遠。比如，基金子公司、券商資管計劃，乃至私募債市場的“剛性兌付”同樣應運而生。
北京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銷售部門負責人表示，信托發行只需備案。“有分行為了幫客戶解決貸款需求，就策劃發行代銷，沒有有效的發行審核機制。”根據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整改通知，該市33家公司未經批準在名稱或經營范圍中涉足信托——全國只有68家信托公司，深圳卻一下子冒出33家“假信托”公司。
建立市場化風險處置機制
“我國信托業規范包括一部法律和四個部門規章。即使是如此簡明的法規框架，都沒有被認真執行。”金作鵬說，原因之一就是各方均自恃有“兜底”。
市場人士表示，信托市場屢次遭遇先發展再整頓，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市場化風險處置機制不健全：剛性兌付等非市場化手段過度存在，而市場化手段太少；“零容忍”的硬杠杠下，局部性風險管得更多，系統性風險在積累。
如何“讓硬風險軟著陸”，成為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及維權群體的共同呼聲。
專家認為，穩步釋放信托風險的現實路徑在于，由重事后控制轉為重事前控制，理順責任糾紛處理機制，強化市場化處置手段。“對一些出現問題的信托產品，政府不能把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進行剛性兌付。”山東財經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華認為，破解面對剛性兌付的“兩難”，應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
據介紹，多國信托業普遍存在類似存款保險的風險賠償機制，我國信托業由于長期存在剛性兌付，同類風險防范尚未落實。《信托投資公司管理辦法》規定，信托賠償準備金累計額需達到注冊資本20%。東部某省一家信托公司負責人表示，2013年末其賠償準備金余額尚存在缺口。
廣東省銀監局非銀處負責人建議，完善投資者教育同時，可加大對項目及信托公司的審查，并監控信托公司收入，確保收益完整分配。
業內認為，強化發行監管同時，在信托業轉型中，遏制產品風險源頭也應提上日程。信托投資垃圾債券乃至藝術品、白酒等高風險資產近年日益增加。特別是要建立代銷銀行與信托公司間的風險隔離，同時建立對問題公司及相關責任人的問責機制。
例如，美國2000年通過的《統一信托法典》，就界定了投資者有要求潛在損失賠償的可能，信托機構違規適用救濟規則可追訴損害賠償。金作鵬認為，為明確違約信托的發行方、代銷方和投資者各承擔何種責任，亟須建立信托糾紛仲裁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