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水污染危機·監管之殤

趙乃育/繪

　　近年來，群眾針對環保部門“不作為”的質疑越來越多：我國環保法律法規、規章標準達1000多部，環保部門是擁有立法“尚方寶劍”最多的部門之一，然而，環保治理效果卻差強人意，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環境群體性事件有增無減，環保部門甚至被人戲稱“患偏癱”。《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廣東、江蘇、安徽、河北等地發現，部分環保官員“不作為亂作為”的背后，是環保部門審批權力過大，幾乎不受監管，因此，有選擇地對不合格環評企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主動利用職權尋租。

　　“明哲保身的多　堅持原則的少”

　　環保部門在解釋自身為何難有作為時，往往歸因于“不敢作為”。一些環保官員說，政府強勢，環保弱勢，地方政府對環境質量負責缺乏約束機制和責任追究制度。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說，地方政府干預環保的事情時有發生，但問題在于，政府一介入，一些環保部門立馬丟掉原則和操守，充當地方政府違法的“家丁”、“打手”。“不敢作為”的背后，多數是“不愿作為”。

　　珠三角地區一位環保官員告訴記者，他所在轄區的一座水庫，被賣給一家地產商搞房地產開發，蓋起了星羅棋布的獨棟別墅和高爾夫球場，而該水庫的水域和四周山地，屬于一級飲用水水源地保護范圍，這顯然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多部法律法規。當初在對項目進行環評時，他本想反對，但考慮到這個項目是市委某領導引進來的，只好給這個環評亮“綠燈”。現在想起來，他覺得很慚愧，為了讓開發商搞房地產，違法毀掉一個好端端的一級飲用水水源地，“這是我這輩子做得最對不起良心的事情”。
　　湖北中部一位縣環保局副局長，則是少數“愿作為”、“敢作為”的環保官員之一。他說，縣領導要引進一家污染企業，投資幾千萬，他堅決反對，縣領導多次威脅，他就是不同意簽字，最終還是沒有引進這家企業。他當時也擔心被“穿小鞋”，好在這名縣領導后來受賄東窗事發。
　　這位副局長坦承，在環保部門，明哲保身、諂媚權貴的人越來越多，堅持原則、敢于擔當的人越來越少，“棄環保之責任，討領導之歡心”風氣盛行，令人痛心。

　　“不作為亂作為　利字當頭兩種病”

　　記者調查發現，部分基層環保人員“一邊不作為，一邊亂作為”，這種行為最讓群眾寒心。群眾多次向環保部門反映環境問題，部分環保干部裝聾作啞、懶懶散散；然而，對于企業老板的“糖衣炮彈”，卻又“挺身而出”，膽大妄為，敢破底線。

　　一些環保紀檢干部指出，絕大多數“亂作為”是違法違規的。安徽省2013年查辦環保系統腐敗窩案、串案，該省16個市環保局無一幸免，許多環保官員主動幫企業造假，套取國家環保項目資金。蒙城縣環保局原副局長趙瑞一個人，就幫19家企業造假，騙取環保財政資金數千萬元。
　　而“不作為”卻具有相當大的隱蔽性和迷惑性。位于北京朝陽區崔各莊鄉的京西學校，流經其校門口的北小河惡臭熏天，該校學生的父母很多在各國駐華使館、聯合國等駐華機構工作，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舉報后，北京市環保部門卻連污染源在哪都說不清楚，“國際玩笑開大了”。北京環保人士文劍平說，很難說環保部門是真不知道還是裝傻，但不管哪種情況，都是“失職”。
　　相當多的環保“不作為”，暗地里和違法企業老板“眉來眼去，勾肩搭背”，嘴上講“為人民服務”，實際上“為人民幣服務”。
　　位于廣州市增城市新塘鎮夏埔工業園區的廣州市港威洗漂有限公司，在出租廠房過程中，允許沒有排污許可證的漂洗企業排污，以此牟取暴利，涉嫌變相出租排污許可證。記者就此事進行了采訪，新塘鎮環保所毛所長卻說，“我不懂環保法律法規，不知道它是否違法”。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塘鎮環保所還出具書面材料，“證明”廣州市港威洗漂有限公司排污量并未超標，但該企業在和廣州欣穎服裝有限公司民事糾紛的法律文書中，卻承認自己排污量超標，不得不私接管道到附近的新洲工業園。環保部門和企業“自擺烏龍”，數據“打架”，至今未見增城市環保局采取任何行動。
　　當地一位環保干部私下告訴記者，這種亂象距離公開腐敗，只隔一層窗戶紙。環保治理難，根子在于一些基層干部與社會不正之風同流合污，“小部門大腐敗，小腐敗大后果，人民政府公信力就在基層不作為和亂作為中流失”。

　　“權力大沒人管　不貪白不貪”

　　環保部門往往自稱“弱勢部門”，但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環保部門并非清水衙門，它擁有強大的審批權，而執行力卻很弱，這就為不法官員提供了廣闊的尋租空間，導致環境違法有增無減。

　　“盯死廠長，就會送錢”，這是一些環保干部權力尋租的典型路徑和心態。“發明”這句經典言語的是環保部華北環境保護督查中心督查三處原處長李學智，當年，他在現場核查河南新鄉市一家造紙企業時，收受、索要賄賂190萬元，還嫌太少，提出再要300萬元，他口氣強硬地對企業說，“這是任務，必須完成”。
　　一些企業老板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企業如果不送錢，災禍肯定隨時臨頭。”去年12月份，廣東清遠環保局前局長陳柏和與人談論如何利用手中職權敲詐勒索轄區企業時，被人錄音，他說自己“分分鐘可以搞垮一間廠”，“而且整間廠倒閉，在別人看來都是合理的”，“其實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找一兩間廠，到了那里打麻將，就可以盯死那些廠長，他們就會乖乖送錢給我了”。
　　收人錢財、替人消災，這就是一些環保部門“不作為”的根本原因。廣東一名環保紀檢干部說，幾乎每一樁環保“不作為”、“亂作為”背后，都有見不得人的違法勾當。
　　環保部門權力過大，幾乎不受監管。曾在環保系統工作17年的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說，當前環保部門的審批權在加大，很多領域和環節都需要審批，甚至是前置審批。環保部門會有區域限批、流域限批、總量控制、環保年審等，在強化治理的同時，也擁有了卡住企業發展的權力。

　　“數據平臺不健全　執法評估缺監督”

　　環保部門“不作為亂作為”，除了環保部門自身的問題，尚未構建真實有效的環保基礎數據平臺，缺乏公眾多方監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當前，我國正向污染宣戰，環保基礎數據重要性更加凸顯。記者近日在北京、江蘇、湖南等地調研了解到，明確排污主體責任，服務環境監察，保障環保信息有序公開，都亟需加強環保基礎數據建設。然而，環保基礎數據建設從采集、整合和公開全過程都存在諸多困難。
　　環境基礎數據建設因為牽涉地方政府、企業及公眾等多方利益，其建設困難重重，構建真實有效的數據平臺陷入“三難”的主要根源如下：
　　其一，地方政府強化基礎數據管理動力缺失。“數據和信息就是權力。”一位環保人員透露，其實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從用電量、用水量、產量等相關參數判斷企業公開相關數據的真實性，但不少地方動力明顯不足，主要因為通過環境數據的長期建設，便能實現可溯源可對比，公眾多方監督無疑會加大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環境成本。
　　其二，部門利益難以協調，信息建設各自為政。鹽城市環保局局長吳雨晴說，同樣的污染物投入水缸和投入大江大河，其產生的后果是不一樣的，環境質量本身應該包括“質”和“量”的雙重考量。但由于水量等水文數據基本掌握在水利部門手中，一條河的環境承載能力很難計算出來。江蘇省生態環境監測中心主任何春銀說，無論是涉水部門之間，還是部門內部，系統之間未形成關聯，數據存在片面性，極易導致治污、控污都陷入困境。
　　其三，造假拖延違法成本低，數據有效性不足。不少受訪的環保管理人士認為，對于環保數據失真，環保系統可采用的相關處罰手段不多，制約手段有限，特別是那些大型企業，數據造假拖延瞞報的違法成本過低。力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廣勝說，長期以來，上游工業生產對區域水質影響到底有多大，往往出了事故才有人注意，平時常常被忽視，這說明我國水質在線監測體系產生的大量數據并沒有真正用起來，其主要原因就是在線監測數據缺少質量控制手段，其有效性有待提高，可靠性亟待保證。

（本稿件由記者劉大江、秦華江、關桂峰、丁銘、白明山、袁志國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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