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周期看結構，跳出短期看長期”。以強化市場機制、放松政府管制、推動結構調整為主線，從供給端破解中國經濟發展難題，這是新一屆政府經濟治理的最大特點。
　　事實上，宏觀調控無論做何種創新式的政策組合，客觀上都需要以改革為動力，以長期內生增長為依托，協同推進。一般來講，經濟增長有兩種機制在發揮作用，即微觀增加供給的增長機制和宏觀擴大需求的增長機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增長中樞下移，經濟增長低于趨勢增長率將成為“新常態”，各國政府的普遍思路是如何擴大需求以拉動經濟增長，也即經濟學中常說的“需求管理”。
　　然而實踐證明，依賴于財政擴張和貨幣刺激的“需求管理”政策空間已經越來越小，但后遺癥卻越來越大。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潛在經濟增長率下行讓短期需求政策的刺激效果同樣難以持久。一方面，自2011年起，經濟增長逐季下臺階，進入經濟增速換擋期。2011年一季度開始連續12個季度經濟增速下行，標志著中國進入第二個“調整型增長期”(1997年至2001年為第一個“調整型增長期”)，經濟潛在增長率進入“七上八下”的新階段。
　　另一方面，在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資本結構等宏觀經濟失衡問題面前，總量型需求政策的適用性已大為降低，特別是未來五年，中國要迎接的挑戰，要克服的困難將會更大。由低成本衍生出來的高資本回報率優勢，三大傳統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源、資本)紅利正在減少，整體經濟生產要素成本趨勢性上升，資本回報率趨勢性下降，中國經濟依靠低成本優勢的粗放式增長已不可持續，而財政貨幣擴張則更多地表現出了全社會總體負債水平的升高。由此可見，要真正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就更應著眼于提供長期有效供給，通過供給端的改革，清除生產要素配置和供給的制度障礙，進一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與結構升級同步，為中長期持續穩定增長創造條件。
　　因此，這就要求在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需求管理的基礎上，必須更加偏重中長期、結構性的供給管理。要以“放松政府管制，優化供給結構，提高經濟效率”為主線，構建長期內生增長的穩定機制，在破舊立新過程中恢復和增強經濟自身彈性，突破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瓶頸。
　　2013年以來，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宏觀調控并未采用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而是做到調控“不刺激”，改革“不松勁”，讓那些能夠立竿見影的能帶來改革紅利的改革率先進行。宏觀政策“寓長期改革于短期增長之中”，財政積極“做減法”，重視微觀主體的稅收激勵，通過對中小企業減免稅負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放開貸款利率下限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盤活財政金融存量，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逐步轉變政府主導和資本密集程度高的投資模式，放松政府管制和直接干預，將穩增長著力點轉向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改善營商環境，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釋放市場投資主體活力。特別是堅持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通過積極推動國際貿易、投資、金融體制在更高水平上與國際規則接軌，獲得新一輪的開放紅利，無不體現了新一屆政府的經濟治理理念具有“著眼于當下，布局于未來”的鮮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