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還沒有從鋼絲繩上掉下來。”——美國《財富》雜志中文網日前發表的針對中國增速放緩的一篇文章如此開頭。該文在分析中國經濟挑戰時，將政府作用的局限性作為一個突出風險。

　　然而，更多海外觀察家恰恰認為，在新的內外環境和發展階段下，中國的宏觀調控正在穩中求進的“主航道”上創新思維與實踐，應對波動和風險。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調控思路和措施長短結合，辯證統一，成為經濟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關鍵保證。

　　著名國際投行瑞銀集團日前發布《改革駛入既定軌道》的研報說：“（中國）多項改革措施已經推出，未來將有更多的改革措施陸續出臺。我們認為近期的改革并不會拖累，而是會有助于中國經濟守住穩增長的底線。”

　　當前的中國經濟正處在國際國內“雙調整”的環境中，傳統貨幣和財政政策難以適應新形勢和新要求。中國的宏觀調控需要在一個與國內消費和服務業聯系更大、對出口和投資依賴程度較小的增長模式中運作。

　　一般而言，貨幣政策作為總量管理，在解決經濟結構性問題上存在短板，還會導致資產價格普遍虛高。財政政策則常常“拔起了蘿卜帶起了泥”，易顧此失彼。因此，中國決策者一直在吸收過去政策優勢和經驗的基礎上，探索實踐新的政策組合，以在保證短期目標的同時，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進一步打實基礎。

　　“我覺得剛召開的能源會議和向民營資本開放壟斷項目的最新做法，就是抓住了中國經濟的一個根本。”長期關注中國經濟政策的加拿大投資人士弗蘭克·武對記者說。４月１８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家能源委員會首次會議，研究討論了能源發展中的相關戰略問題和重大項目。２３日他又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進一步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的政策措施，決定在基礎設施等領域推出一批鼓勵社會資本參與的項目。

　　“現在關于中國‘微刺激’的討論挺多，讓我看，中國的經濟政策，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確實有所變化，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次能源會上強調了不少重大項目，像石化能源勘探，保證安全的核電重啟，新能源、節能減排項目。政策資金現在考慮的不是投與不投，而是投在哪里更好的問題。”弗蘭克·武這樣解釋。

　　有海外觀察人士認為，在中國宏觀調控政策中有總需求和總供給管理互相補充，長期更注重后者的傾向。而這有助于中國夯實長期發展基礎。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斌告訴記者，從世界各經濟體發展情況看，一般有要素驅動型、效率驅動型和創新驅動型三個階段。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轉變，并進一步邁上創新驅動臺階的關鍵時期。而在這一時期，有利長遠的投資依然需要，關鍵是解決好投資質量問題。

　　受訪學者認為，中國宏觀政策取向已經從“發展才是硬道理”上升到“科學發展觀”的層面。在這樣的方向選擇下，宏觀調控的特點表現為：以穩定的貨幣政策控制通脹和資產價格，以財政資金結合私營資本推動長期項目和新興產業，以結構性減稅及簡政放權進一步激活市場。國務院最新常務會議上出臺的向民資開放措施正反映出這一特點。它使具有自然壟斷性質、過去以政府資金和國企投資為主導的領域更具市場活力和投資效率。

　　瑞銀集團在研報中分析，自去年１１月以來，中國決策層公布改革措施的頻率顯著提高，重點領域包括價格、國企、金融和財稅改革。未來中國政府還將加大融資渠道改革，加快推進軌道、城市基建、農村和高速公路、棚戶區改造、新能源相關項目，同時進一步降低小微及民營企業進入服務業門檻等。

    還有視角更加寬廣的觀察者，將當前中國和上世紀８０年代經歷經濟復興的美國進行比較，認為中國的宏觀調控有所謂“里根經濟學”的影子，在學術上借鑒了“供給經濟學派”的政策建議。

　　但事實上，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仍有諸多不同，比如增速依然處在較高水平，通脹并不明顯，而非美國當時面臨的滯脹；中國的儲蓄率也相對較高，為儲蓄－投資的轉化提供了基礎條件等。應該說，中國的宏觀調控是結合國情，沿革歷史的“主航道創新”，無論具體的政策組合如何，其本質上都是以改革為依托，以民生為目標，尋求更具質量、更加包容、更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