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日前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城鎮化與調結構、穩增長有直接內在的聯系，城鎮化過程中釋放的巨大潛力是未來實現7%-8%的經濟增長目標的最基本條件和主要依托。

　　城鎮化利于擴大消費需求

　　遲福林表示，新型城鎮化與調結構和穩增長的聯系主要體現在四個層面。首先，當人口集聚到一定程度，將為服務業的發展創造需求，實現以服務業主導的城鎮化將成為必然，從而推動城鎮經濟結構的變化。“從前我們建設的是基于工業化的城鎮化，而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城鎮化應該是基于服務業或是基于人消費需求的城鎮化。當人口積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有好的消費關系、好的發展環境。”遲福林說。

　　其次，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引起人口結構的變化。屆時低收入群體會越來越少，中等收入人群會越來越多，這就形成了以城鎮化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而后形成一個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消費群體。

　　第三，城鎮化將成為擴大內需的重要潛力。“消費需求是城鎮化的必然結果，又是賦予城鎮化的歷史使命。”遲福林說，“到2020年中國居民消費總規模有可能從現在不到25萬億提高到50萬億左右，再加上約50萬億的投資需求，未來中國將創造近百萬億的內需，完全可以支撐7.2%-8%的經濟增長目標。”

　　第四，在這些變化的基礎上城鎮化必然引起投資結構的變化。投資結構將會從以做大總量為目標向以滿足人的需求為目標轉變，包括城市的公共基礎設施、公共資源配置等方面。這種投資不僅有效，同時將促進結構調整的進程。

　　遲福林表示，城鎮化不是短期刺激政策，而是中長期的發展規劃。其合理路徑應當是以城鎮化促進消費，用消費促進投資轉型，進而實現從消費到投資的動態平衡中釋放內需的總規模。

　　按人口規模配置公共資源

　　遲福林表示，目前中國城鎮化的特定背景發生了深刻變化，主要體現在未來五到十年中國的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因此過去以做大GDP總量為目標的規模化城鎮化難以存續，以人為核心是未來城鎮化發展的關鍵，重點在于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城鄉一體化是走向現代國家的重要標志，公平發展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基礎。如果不改變城鄉二元結構，不改變不公平的城鎮化發展模式，現在國家治理當中很多重大矛盾問題不僅不能解決，可能還會越來越突出。”遲福林說。

　　他認為，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有兩個問題最為重要。一是從城鄉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安排到城鄉一元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安排。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總體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當前剔除公共服務因素，城鄉收入差距是3.13倍，養老收入水平差距近25倍。在此基礎上，若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要達到制度統一，建立公共成本分攤機制，而后向底線水平大致相當的方向努力，才能為人的城鎮化創造基本條件。

　　第二個問題是從行政級別的公共能源配置到基于人口規模為基準的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我國大中小城市發展不均衡的突出表現是公共資源配置的嚴重不均衡，現階段按行政級別而非按人口規模配置的模式導致公用財政投入指標集中于行政級別高的城市。縣級城市公共資源配置水平與地級市相差2倍左右，與省會城市相差近4-5倍，與北京等特大城市相比實際差距可達到8-10倍。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推進公共資源在大中小城市的均衡配置，而后使得中小城鎮能夠有能力、有條件吸引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就業居住。為此遲福林提出五點建議：一是根據人口規模配置基本公共資源。二是改革財稅體制，把大中小城鎮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作為中央地方財政體制改革的重點之一。三是推進行政區劃體制改革。四是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五是重點改善中小城鎮的公共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