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中國制造”的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但近年來，原材料、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斷上漲，顯著提高了各行業綜合成本，增加了企業成本壓力，直接影響了產業增長、產品進出口和產業可持續發展。
這種情況不單單發生在中國，許多發達經濟體都曾經歷過相同的階段，為應對要素成本上漲，德國采取了諸如產品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推動結構性改革，降低經濟運行成本、增加創新投資，占領技術制高點等措施，實現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了產業競爭力，值得我國借鑒。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介紹了這方面情況。
要素成本上升給德國帶來負面影響
制造業是德國經濟的脊梁，德國作為歐洲最大制造業國家和全球制造業強國，其制造企業享譽國際，在世界范圍內被視為優良品質保證的“德國制造”，代表著創新、質量與技術領先。
德國制造業也曾經面臨要素成本上升的情況。比如，德國工人的平均工資在1960年到1980年，每個10年都翻了一倍以上。1990年兩德統一后，為保持社會穩定，穩住東部地區人口，德國政府通過巨額轉移支付大幅提高東部地區工人工資和福利水平，使得東部地區工資水平達到西部的80%，而同期東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西部的55%左右，工資的過度上漲，導致產品成本大幅度上升。1993年德國工資成本比西歐國家約高20%，并遠高于日本和美國。此外，人口數量的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提高，房價、資本、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都給德國制造業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為此，德國政府采取了多項措施。
實施產品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德國制造企業在面臨要素成本上升后，選擇了通過產品結構調整，讓較高的勞動成本去生產較高價值和較高質量的產品，來提升其競爭力(這種競爭力被OECD稱為結構競爭力)。這種結構調整，有可能是高附加值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結構的變化，也有可能是產品內部成本結構(如資本成本和勞動成本)結構的變化。實現從低端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升級，從依賴低成本優勢向依賴高新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服務轉移。低端制造業也將從本土向擁有成本比較優勢的地區轉移。
德國自身的優勢是在技術方面領先，具有大量的人才和技術儲備，德國通過政策鼓勵，進一步加強了研發，在耐用資本品的生產，如機械產品、大型醫療設備、電機和電氣產品等方面擁有了世界領先的水平，同時舍棄了一些技術含量不高或缺乏競爭優勢的制造領域，如家用消費電子產品、紡織品等，不與日本、亞洲四小龍及后來的中國在不擅長的領域競爭。一些初級產品也逐漸退出了出口市場，如通用鋼板等。由于及時調整了產品結構，20世紀90年代以后，德國的對外貿易并沒有像美國那樣出現出口的增長減緩，而是繼續迅速發展，制造業的比重也由降轉升。直到現在，德國仍然是發達國家中工業和制造業比例最高的國家。
推動結構性改革降低經濟運行成本
2003年初，施羅德政府就開始醞釀名為“2010年議程”的改革計劃，2004年全面啟動該計劃。一是大幅度降低稅收，通過降低稅率增加個人和企業的收入，刺激消費和投資，尤其是對中等企業和手工業。據統計，通過稅收改革，德國國民連同企業每年可減輕560億歐元的稅收負擔。最低稅率和最高稅率分別由26%和53%降低到15%和42%。二是改革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于2004年生效的勞動力市場改革法規主要包括：調整解雇保護政策，設立個人服務代辦處和職業介紹中心，鼓勵自主創業，允許從事“微型”工作、重點關注長期失業者等。此后的默克爾政府基本延續了這一政策，并且在金融危機期間，根據形勢變化需要.又適時推出“短時工作制”，即一周只工作3-4天。該制度規定，對于那些本應該丟掉工作的員工，只要企業保證其仍然就業，政府將支付其2/3的工資。“短時工作制”不僅保障了私人消費能力，而且在經濟好轉、訂單重新出現時，企業能有足夠的高技能工人。
增加創新投資占領技術制高點
德國產品的核心競爭優勢在于其過硬的產品質量，而過硬的產品質量源于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企業強烈的創新精神、政府的積極支持和特殊的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共同構建了德國強大的創新體系，使得德國的汽車工業、機械制造業、醫藥化工和電子等工業制造業在技術方面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并且憑借這種技術優勢，有力地保障了產品性能的可靠性和功能的完善性，鞏固和提升了德國的國際競爭力，使得德國工業制成品能夠長期暢銷全球。
在德國制造業公司的營業額中，27%以上是來源于創新產品。這些創新產品無論對于企業還是市場來說都是新穎的。德國經濟研究所(DIW)2010年的一項研究指出，沒有哪個工業化國家的技術導向型行業附加值比重比德國的更大。尖端技術產品的營業額中，7%以上用于研發。而高科技產品的研發預算則在全部收入的2.5%-7%之間。通過快速實施最新的創新技術，公司能夠迅速在各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
德國制造業企業通常都有長遠的規劃和打算。在德國制造業企業中，研發方面的投入一般都比較大，平均為企業銷售額的4%左右。改革創新投資結構并將經費增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3%，著重用于高新技術、戰略性研究、以知識為基礎的服務等。經過深思熟慮的創新為德國的富裕提供了“創新租金”，加強德國制造業在世界范圍內競爭中的地位。
產業導向的教育和培訓制度 和諧的勞資關系
德國制造業能夠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很大程度得益于德國實施的產業導向的教育和培訓制度。
第一，工業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傳統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學致力于純學術領域的研究，開設包括古典學科直至國民經濟的所有學科，而工業大學則專注于工科和理科專業，享有良好的聲譽，尤其受外國留學生的歡迎。
從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又一種有德國特征的學校也發展起來了，甚至還被國外模仿，即應用科學大學。在德國，如今有1/3的大學生就讀于應用科學大學以及在若干聯邦州的所謂“職業學院”，后者與企業緊密合作。就應用科學大學而言，它主要因為是進入職場的快車道(應用科學大學的學制通常為三年)以及與實際工作緊密聯系這兩點吸引學生就讀。組織緊湊的專業課程和學業考試使得縮短平均學習時間成為可能，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放棄學術性；在大約200所應用科學大學里也從事科學研究，只不過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以應用為目的，并且貼近工業生產。
第二，雙元制職業教育。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別具一格。大致一半的年輕人在中學畢業后接受雙元制職業教育，學習國家認可的350種培訓職業的某一職業。這種進入職業生活的方式有別于在許多國家都很普及的純粹的學校式職業教育：每周有3-4天在企業中接受實踐教育，1-2天在職業學校進行專業理論學習，培訓時間為2-3.5年。同時，企業提供的培訓得到了跨企業課程和額外培訓內容的支持。培訓的費用由向學徒支付報酬的企業以及提供職業學校經費的國家來承擔。目前，有大約50萬家企業以及公共機關和自由職業者向年輕人提供培訓。有80%以上的培訓崗位由中小企業提供。在德國，得益于雙元制職業培訓，無職業或無培訓位置的年輕人的比例相對較低，這比例在15-19歲年齡段的人中僅為4.2%。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確保了手工業者和專業工人的高技能。
第三，善待員工。德國政府和企業認為，幸福員工才能支撐起一個幸福企業，而一個個幸福企業才能產生幸福GDP，讓員工感到幸福，是所有企業必須所做的事。員工的幸福，不僅是工資的提高，更是其真實才能的上升，對于制造業來說，每個技術工人都是其關鍵組成部分，技工的職業技能掌握程度，直接影響到產品的質量，企業的品牌滿意度，甚至國家制造業的強盛。
培育強大的中小企業
德國強大的制造業是由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共同支撐的，其特色在于存在很多“隱形冠軍”——強大的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在某個細分領域具有很強市場競爭力。例如，德國伍爾特公司，只生產螺絲、螺母等連接件產品，卻在全球80個多家和地區有294個銷售網點，產品應用覆蓋范圍極廣。類似的企業在德國不下1200家，這些企業往往占據了全球同類產品市場份額的60%-80%。“隱形冠軍”往往都是歷史悠久的家族企業，并且研發投入較其他國家同類企業高得多。這些企業能夠長期發展并且敢于創新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國政府堅持發展制造業的戰略導向，以及為此創造的良好制度環境。和“去工業化”國家不同，德國選擇了一條“制造業興國”的發展道路。
德國1984年開始實行對中小企業的特別優惠條款，1986年開始稅制改革。目前德國對大部分中小手工業企業免征營業稅；中小企業營業稅起點從2.5萬馬克提高到3.25萬馬克，對統一后的德國東部地區營業稅的起點更是從15萬馬克提高到100萬馬克；提高中小企業設備折舊率，從10%提高到20%；所得稅下限降低到19%；對周轉額不超過2.5萬馬克的小企業免征周轉稅；對大部分中小手工業企業免征營業稅；固定資產折舊率從10%提高到20%等。德國的財政補貼主要做法：按《中小企業研究與技術政策總方案》設立專項基金，對中小企業的技術開發提供資助，1995年以來，這項資助費已達12.1億馬克；為中小企業承擔培訓任務，可得到政府的補貼，1994年政府培訓補貼支出達l.417億馬克；對在德國東部投資的中小企業提供總投資額15%-23%的財政補貼。
制造業信息化
德國將信息技術作為降低制造業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主要措施有：促進IT環境的統一化和標準化，短期內達到節省成本的效果；重新評估已有外包合同，從總體上提高軟件和IT服務的外包份額；使用靈活的、以應用為基礎的價格模型。在產品開發、生產和銷售階段，主要通過提高整個商業過程的效率來節省成本。注重將先進的信息技術廣泛應用于汽車電子、自動化控制、交通電子、數控機床等裝備制造業領域。如今，德國50%以上的工業生產和80%以上的工業產品出口依靠先進的信息系統。制造業中，50%的增加值和新增就業機會及50%以上的出口都依賴于信息通信技術(ICT)創新。德國制造業在保持其“德國制造”的質量信譽的同時，通過運用信息管理技術，其產品科技含量越來越高、管理成本不斷下降、運營績效日益顯著，德國制造業的全球競爭力得到進一步地全面提升，德國制造在重型機械、高端制造等領域已領先美國，如自動化設備、汽車技術等。
隱性降薪和管理增效
2002年8月，受施羅德政府委托，大眾汽車公司牽頭提交了一份《勞動市場上的現代化服務》報告，即“哈爾茨計劃”。該計劃旨在通過改革就業制度，降低企業和政府在勞動者失業保障的負擔和成本。此項改革推動了德國勞動力市場自由化。一方面，企業可以通過靈活工時制和限制工資漲速等措施降低勞動力成本；另一方面，對于勞動者來說，由于失業救濟金吸引力大大降低，為了維持較好的生活，他們不得不在失業后積極設法再就業，而不是靠失業救濟金生活。
哈爾茨改革實施后不久，2004年西門子率先行動，將德國工人工作時間由原來的35小時延長至40小時，且不增加工資，這實際上是變相降薪。《明星》周刊2010年報道，在100種最普通的職業中，有一半職業的實際工資水平比1990年低。德國一直沒有最低工資，德國認為，如果“一刀切”實現最低工資法規，無疑給企業套上了“緊箍咒”，使“德國制造”失去競爭力。
另外，德國制造業通過精益生產和標準化作業，如平衡產品線、合理分配作業內容、每小時產量跟蹤、設計生產布局等降低人工成本，實現人均生產效率提高30%，質量不良率下降50%，庫存減少50%。德國過去十年通過精益管理和克制的工資制度，實現了生產力的大幅度上升——略高于各自勞動成本的增幅。這說明單位勞動成本下降了，尤其為制造業帶來了真正有競爭力的成本優勢。
良好的宏觀政策環境
穩健的財政金融政策為德國制造業的長期發展與繁榮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出于對通貨膨脹的恐懼心理，同時為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德國的財政金融政策長期保持穩健取向。
第一，穩健的財政政策使得德國經濟能夠免受“重債”之痛。在兩德統一前，穩健的財政政策使得德國政府凈債務率長期處于較低的水平，即便是在統一后第二年(1991年)，德國政府凈債務率也僅為8.5%，此后為加快東德的發展，縮小東、西德經濟發展差距，德國政府連續多年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德國政府凈債務率因此快速上升，到2005年攀升到49.3%。2006年以后，隨著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縮小以及德國經濟增長的加快，德國財政政策明顯趨于穩健，2007和2008年財政連續兩年實現盈余，財政盈余額分別占當年GDP的0.3%和0.1%。
第二，靈活的平衡國際收支政策使得德國免受輸入型通脹之苦。德國常年保持巨額的貿易順差。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以來，德國每年貿易順差一直維持在1000億歐元之上，如此之高的貿易順差未引發輸入型通脹，關鍵在于德國靈活的國際收支平衡政策。20世紀90年代以前，德國主要通過漸進式的匯率升值策略來主動調節國際收支差額，20世紀90年代以后，德國則主要通過擴大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方式，促使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從而有效避免了輸入型通脹。
第三，弱勢歐元提高了出口制造業的競爭力。金融危機后，緊隨而至愈演愈烈的歐洲債務危機使得歐元不斷貶值，這大大提高了德國出口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了德國制造業出口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