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應該在2015-2020年之間完成，而人民幣國際化應當在未來30年通過兩個“三步走”戰略來實現，利率市場化改革應該在未來的3-5年內即2015—2017年之間完成。這是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陳雨露日前為中國發展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智庫》第四輯撰文提出的最新觀點。陳雨露建議，在下一步改革中，應積極推動“金融大部制”改革，建立起統一的金融監管委員會，全面統籌協調宏微觀審慎監管。
2015-2020年間穩步實現資本賬戶開放
在這篇題為《走向核心國家：中國的“大金融”戰略與發展路徑》的文章中陳雨露指出，中國作為一個開放發展的大國，積極參與經濟和金融的全球化進程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應通過合理的“開放保護”和適度的國家控制，確保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的宏觀經濟穩定；另一方面，應在未來30年通過兩個“三步走”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全面奠定中國金融崛起的貨幣基礎。
從目標上看，資本賬戶開放是一國金融發展長期戰略的必然選擇；從實現手段上看，應避免采用激進式的資本賬戶開放模式，漸進式的資本賬戶開放更有助于金融穩定。
在漸進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完全可以借鑒發達國家關于“開放保護”的核心思想，一方面在名義上和原則上提高本國的金融開放程度，滿足參與全球化和國際競爭的“合規”條件；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具體的審慎監管條例和措施，對外資金融機構和國際資本施加必要的限制，確保金融的實際開放度保持在本國可承受和具有調控能力的水平上，從而將金融開放帶來的負面沖擊降到最低。
此外，在中國金融改革過程中，與開放保護同樣重要并緊密聯系的另一個問題是國家控制。國家控制可以有多方面的具體內涵，但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即國家控制權和國家控制力，前者涉及資源的分配，后者涉及對改革進程和方向的駕馭能力。對于中國而言，金融業的開放進程(路徑)需要在金融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進行綜合權衡，而金融業的“開放發展”本身具有內生的矛盾與特殊性，正是這些矛盾與特殊性決定了通過適當的外部控制力量促進金融業平穩發展的重要性。
對于中國而言，為確保開放和發展雙重背景下的金融穩定，我們既需要保持適度的國家控制權，也需要保持必要的國家控制力，并在此基礎上采取漸進的金融開放方式和審慎的全球化策略，防止超越發展階段的“匹配失衡”和國家金融控制力衰微導致的風險失控。
綜合考慮國際經驗和國內環境，同時結合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時間表，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應該在2015-2020年之間完成。資本賬戶開放的時間窗口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正好吻合。
通過兩個“三步走”戰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金融開放的本質是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除了金融產業的對外開放以外，貨幣的國際化也將成為大勢所趨。對于中國而言，人民幣的國際化不僅關乎金融開放，同時也是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方式。
在全球經濟格局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也面臨從單極向多極的轉變，這種轉變的核心要義在于：為控制單極貨幣體系給全球經濟和金融發展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需要切實改變當前國際交易活動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全面提升歐元、英鎊、人民幣和日元等貨幣在國際結算中的地位，最終建立起由主要經濟體構成的多元貨幣并存的國際貨幣新體系。
縱觀國際貨幣體系演變的歷史進程，不難發現，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從根本上取決于大國經濟實力對比的逆轉。但是，由于轉換成本巨大，國際貨幣體系結構的變遷通常滯后于大國經濟實力的變遷，因而是一個長期、漸進、增量式變化的調整過程。
一般而言，一國貨幣要想逐步走出國門，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完成貨幣國際化進程，需要具備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綜合國力、統一而穩定的政治環境、規模巨大的國際貿易、極具廣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場以及穩定的對內與對外價值等條件。
從英鎊、美元、歐元、馬克以及日元等大國貨幣的國際化歷程來看，貨幣的國際化大致需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從國內支付手段或交易貨幣上升為區域貿易和國際貿易結算貨幣，二是從貿易結算貨幣上升為金融交易貨幣和國際大宗商品計價貨幣，三是從金融交易貨幣提升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英鎊和美元成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分別用了55年和50年。
根據歷史經驗，人民幣國際化將是一個漸進而長遠的過程。從長期來看，中國應當在未來30年通過兩個“三步走”戰略來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在人民幣崛起的使用范圍上，第一個十年是“周邊化”，即完成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使用；第二個十年是“區域化”，即完成人民幣在整個亞洲地區的使用；第三個十年是“國際化”，使人民幣成為全球范圍內的關鍵貨幣。在人民幣充當世界貨幣的功能上，第一步是“貿易結算化”，即人民幣在貿易結算中充當國際結算貨幣；第二步是“金融投資化”，即人民幣在國際投資領域中作為投資貨幣；第三步是“國際儲備化”，即人民幣成為國際最重要的儲備貨幣之一。
2017年之前完成利率市場化
陳雨露認為，沒有利率市場化，就沒有統一的市場，也就沒有健全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可言。從國內目前的金融市場環境來看，由于利率管制下的存貸款利率與市場利率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市場競爭已經開始驅動銀行通過各種創新業務對現行利率管制進行突破，如發行高利率理財產品變相“攬存”、幫助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券置換貸款等。這些事實表明，繼續推行利率管制的市場基礎越來越薄弱，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競爭和信貸市場上的利率扭曲已經開始“倒逼”利率市場化改革。再從金融機構的情況來看，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穩健的銀行體系已經初步形成，當前的中國銀行業正處于歷史最好時期。因此，不管從金融市場基礎還是從金融機構基礎來看，逐步取消利率管制、推動利率市場化的時機都已經基本成熟。
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下一步改革中，可考慮先選擇具有硬約束的金融機構逐步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價格，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擴大對人民幣存款利率上限和貸款利率下限的區間，最終實現存貸款利率的完全市場化。
按照影響的重要程度，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基本路徑是：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后短期；先大額，后小額。在貸款利率基本由市場決定的情況下，可允許存款利率向上浮動一定幅度。存款利率上浮可首先在具備了財務硬約束條件的金融機構中試點，逐步將存款利率上升預期轉變為市場定價，這一方面可以緩和利率放開對社會經濟形成的沖擊，另一方面也可以為逐漸實現完全市場化創造條件，同時能有效防止體制突變所可能帶來的各種潛在問題。
在推動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相關配套制度的改革也必須跟上。一是要繼續加強金融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建設，提高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的基準性，同時引導金融機構完善利率定價機制，增強風險定價能力。二是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逐步完善金融安全網，在促進優勝劣汰和高風險金融機構有序退出的過程中，有效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維護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三是要同步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理順國內外價格之間的傳導機制，促進形成開放統一的金融市場和價格體系。四是要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加強金融機構的自我約束，防止“問題金融機構”因獲得過度的定價權而導致高息攬儲、攪亂市場等問題。五是要有效把握資本賬戶開放的節奏和秩序，使利率市場化改革與資本賬戶開放的實際進程相匹配，防止改革進程錯配所導致的各種潛在風險。
以1996年放開同業拆借市場利率為標志，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迄今已經歷了17年時間。如果按照平均20年、最長23年(印度)的時間表粗略推算，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應該在未來的3-5年內完成，即2015—2017年之間。如果結合中國在2020年之前實現資本賬戶開放，那么，利率市場化在2015—2017年之間完成也是比較合理的時間安排。
推動“金融大部制”改革實施“全口徑監管”
危機后各國的金融監管紛紛加強了宏觀審慎。從監管的目標對象來看，宏觀審慎監管關注的風險點不是特定金融機構的個體性和異質性風險，而是整個金融體系所面臨的共同風險暴露，因此，推行“全口徑監管”勢在必行。事實上，“大金融”理論下的動態網絡型傳導機制表明：由于金融機構之間的交易錯綜復雜，一旦系統逼近臨界狀態，任何微小的擾動就可能導致網絡關鍵“節點”的失效，從而引起整個金融網絡系統的崩潰。因此，包括投資銀行、對沖基金、“影子銀行”等規模較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各種類金融產品，都應該被納入監管范疇。
在多頭監管體制下，分立的監管機構往往只關注自己管轄范圍內的局部穩定，而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累積卻漠不關心。為避免這一問題，在新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下，必須對監管資源進行重新整合，建立起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統一監管體制不僅與宏觀審慎的“全口徑監管”要求相匹配，而且在監管的有效性和對市場的敏感度方面也具有非常突出優勢。在下一步改革中，應積極推動“金融大部制”改革，建立起統一的金融監管委員會，全面統籌協調宏微觀審慎監管。
構建“三位一體”的大金融宏觀調控體系
基于金融和實體經濟相統一的基本思想，“大金融”命題下的金融宏觀調控必須以一種更加系統的思維，同時結合危機后宏觀審慎改革的最新趨勢，全面構建包括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和信貸政策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宏觀審慎政策新框架。這一框架必須在全面考慮金融體系因素的基礎上，系統糾正傳統宏觀經濟理論在金融方面的認識不足，以及傳統政策模式下單一和孤立的政策工具在應對信貸扭曲、金融失衡和系統性風險方面的嚴重缺陷，并通過建立起有效的結構性政策組合模式，真正實現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共同穩定與高效運行。
中國的“大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應著力構建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和信貸政策“三位一體”的整體框架。其中，貨幣政策方面，應在盯住通脹和產出的基礎上關注金融體系的整體風險狀況，繼續完善通脹指標統計，為政策決策提供可置信的信息基礎，堅持價格型調控為主、數量型調控為輔的基本原則。金融監管方面，逆周期監管應綜合考慮銀行廣義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宏觀審慎監管應與微觀審慎監管緊密結合，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應統籌協調。信貸政策方面，應堅持市場化調控原則，提高效率和增強可持續性，可選擇盯住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滿足度，與總量性的貨幣政策相區別，主要發揮結構性調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