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法制日報《法人》雜志聯合中國青年報輿情監測室聯合推出的年度企業家犯罪現象研究報告——《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媒體樣本）研究報告》（下稱“報告”）正式出爐。

　　自2009年起，《法人》雜志已連續五年發布中國企業家年度犯罪報告。關注企業與企業家群體的發展與成長路徑，是《法人》雜志長期以來的重心之一，通過對一個個法律新聞事件的深入剖析，希望提供給企業家法律風險防控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借鑒。歷年來的《報告》，受到眾多新聞媒體、公眾輿論的廣泛熱議，也受到有關部門的持續關注。

　　2013年的企業家犯罪報告，《法人》雜志首次邀請中國青年報輿情監測室聯合發布。中國青年報輿情監測室擁有國內唯一一家由資深媒體人組成的輿情分析師團隊，熟悉新聞媒體及網絡傳媒運作，能夠深度解讀、分析、預判輿情事件從萌芽到發生、發展，直至形成全國輿論熱點的全過程。其全面、及時、準確的輿情報告，多次得到中央相關部門的高度評價。

　　《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媒體樣本）研究報告》所涉及的案例，均系從中國法院網、人民網(603000,股吧)、新華網、中新網等大眾網絡媒體上公開報道的企業家犯罪信息中收集整理而成。總共357起案例基本涵蓋了本年度公共媒體報道過的企業家犯罪案件，來源真實、客觀。

　　與往年相比，今年的《報告》在深度和廣度上再次有了質的提升，除客觀反映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的基本現狀，并對近年的中國企業家犯罪趨勢進行梳理、揭示中國企業及企業家生存的法律風險以外，《報告》還對未來3—5年的企業家涉罪情況進行預測，為有效預防企業家犯罪和促進企業及企業家的健康成長，提供決策參考和研究素材。

　　357位涉案企業家

　　伴隨著經濟、法制大環境的變革，中國企業家犯罪形式及特征也年年處于變化之中。2013年，是中國的變革之年，前有黨的十八大召開，后有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舉行。“改革”的主旋律貫穿始終。

　　這一年，中國資本[0.00%]市場開始了一場大規模整頓，IPO一度暫停，與上市、投資相關的企業家犯罪案例呈現上升；這一年，包括《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勞動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內的多部重要法律法規進行了修訂；這一年，黨和國家掀起反腐的新高潮，一批現任或前任國企管理者落馬，而多位省部級高官的落馬，也牽涉出一大批國有及民營企業家。

　　《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媒體樣本）研究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企業及企業家涉案多發地仍以北京、廣東、浙江、江蘇等經濟發達省份為主，上述四個省市曝光的企業家犯罪案件就占了全部案例的近四成。這表明，地區經濟發展程度不僅與企業的數量成正比，其中蘊含的法律風險也成正比。

　　在全部87例國企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有60個案件提及了該企業的案發領域，主要集中在財務管理（31例）和公司經營（12例）、融資（7例）領域。而對國企企業家涉案原因的統計則顯示，相關機構介入調查成為第一大案發因素，涉及案件占全部緣由明確案件的56.06%。其他原因則依次分別為舉報、自首、媒體揭露、資金鏈斷裂、被害人報案以及發生事故。

　　在全部270例民企企業家犯罪案件中，提及案發領域的案件共有252例，其中融資、財務管理和合同糾紛是民企案發的主要領域，其余領域則分別為安全生產、公司經營、產品質量、工程領域、招投標、證券和物資采購領域。民企企業家案發最大原因也是相關機構調查，其次為被害人報案、資金鏈斷裂，其他則分別為舉報、媒體揭露、自首以及發生事故。

　　在罪名方面，受賄、貪污、挪用公款再次成為國有企業家主要罪名。在58例有明確罪名的國企企業家犯罪中，共涉及28個罪名，主要包括：受賄罪26例、貪污罪13例、挪用公款罪11例、詐騙罪7例、私分國有資產罪3例、重大責任事故罪3例、濫用職權罪3例。

　　而在民企涉案企業家中，引發民營企業家犯罪的仍主要是融資、財務管理兩大領域，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涉稅犯罪是民企犯罪的重點罪名。在260例有明確罪名的民企企業家犯罪案件中，共涉及45個（類）罪名。具體分布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28例、集資詐騙罪27例、非法經營、合同詐騙罪各20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19例、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17例、職務侵占罪13例、行賄罪12例。

　　值得一提的是，與2012年相比，安全生產在案發領域的比重大幅提升。

　　在年齡特征方面，年齡特征明確的102例案例中，企業家犯罪人的平均年齡為49.92歲。46位國有企業家犯罪人平均年齡為53歲，56位民企企業家犯罪人平均年齡為47.25歲，國有企業家犯罪的平均年齡顯著高于民營企業家，這與國有企業家犯罪查處方式、涉嫌罪名結構有關。

　　此外，最年輕的國有企業家犯罪人年齡為32歲，最年輕的民營企業家犯罪人為27歲。年齡最大的國有企業家為73歲，年齡最大的民營企業家為67歲。

　　17項指標

　　我國《刑法》中約1/4的罪名都與市場經濟秩序相關，而這些犯罪的主體基本上都是市場經營的主體——企業家們。近兩年來的《報告》統計數據顯示，民營企業涉嫌罪名中前十位的基本上都是經濟犯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非法經營罪、合同詐騙罪、挪用資金罪等與企業經營相關的罪名一直是民營企業家們屢屢觸犯的禁區。

　　《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媒體樣本）研究報告》再次結合市場經濟發展與改革的有關路徑，給中國企業家群體提出警示。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及嚴密的法網，必然導致民營企業家們在經營過程中的步步驚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觸犯法律。

　　為了準確揭示媒體案例的統計特征，今年的《報告》延續了2012年年度報告的統計方式，并對2012年報告中未能體現企業家犯罪情況的指標進行了刪減，從犯罪行為和犯罪人兩方面，共設定了17項測量指標。

　　其中，企業家犯罪測量指標10項，企業家犯罪人測量指標7項。

　　10項企業家犯罪指標分別為：企業性質、發案地域、案發領域、案發原因、犯罪方式、涉案罪名、罪名數量、罪名結構、共犯關系、處罰方式；7項企業家犯罪人指標分別為：性別結構、年齡分布、企業職務、涉案人數、共犯比例、共犯人際關系以及年終狀態。

　　根據上述17項指標，《報告》對2013年357例企業家犯罪案例逐個進行解析，匯總，并建立了“2013年企業家犯罪媒體案例數據庫”。

　　連續五年來的大量案例顯示，媒體曝光的企業家犯罪越來越集中在民營企業家身上。從最初的與國營企業家基本持平（2009年，35:49），到數倍于后者（2013年，87:270），民營企業家們在犯罪舞臺上的曝光率增加，顯示出這五年他們的日子并不好過。

　　而對國有企業家犯罪來說，腐敗一直是第一大因素，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我國每年涉及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腐敗的案件占全年立案查處職務犯罪的24%-30%。在我國目前體制中，國企高管一般具有雙重身份，兼官員和企業家而有之，既是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又有行政級別或黨內職務，有的還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頭銜，這使得國有企業管理者與黨政機關之間有著類似“臍帶”的關系，這種緣于中國現存行政管理體制的關系，使國企一把手面對著和官員一樣的誘惑，官員面對的制度漏洞，同樣會給國企高管提供“方便”。

　　六大犯罪因素

　　在明確企業所有制類型的357例案件（其中1例案件的企業為跨國公司，歸入民營企業范疇）中，國有企業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為87件，占357例案件的24.4%，民營企業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為270件，占357例案件總數的75.6%。

　　雖然各年度的案件類型大體一致，但在罪名比重上，每年都有不同的排序。這兩年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曝光率一直處于首位，但2013年集資詐騙、組織領導傳銷都在排位上有所提前，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也第一次躋身發案前十，反映出各種犯罪類型的每年變化與各年度的社會政策、刑事政策設計有關。

　　如非法吸存案件、貪腐類案件的持續高發，與經濟轉型中的不順暢有關，涉黑案件在2011、2010年達到高峰，與當時的重慶治理模式有關。2013年曝光的大量食品安全犯罪、環境污染犯罪，也是在十八大提出的建設美麗中國、社會和諧發展大背景下，加大了對此類犯罪的查處、曝光力度。因此，經濟犯罪就是經濟發展的縮影，經濟發展中的失敗抑或進步，都會通過經濟犯罪這個反面的例子反映出來。

　　結合2013年中國企業家犯罪整體現狀，《報告》透視了企業家犯罪的幾大根本性因素：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未能理順”成為企業家犯罪現狀的根本因素。中國當前面臨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根本上都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如地方債務、金融風險、產能過剩、國企轉型不暢、高房價等，無不是由于政府越位、缺位、錯位，導致市場的作用未能有效發揮。

　　“民營企業融資難、市場準入受限”成為企業家犯罪現狀的直接因素。我國在過去30多年里，人均GDP增長的倍數是178倍，而人均儲蓄增長倍數是1619倍，是經濟增長的10倍左右，由此產生了很多的社會問題，中國社會擁有巨大的社會資金，但這些資金缺乏良好的投資渠道，只能通過炒房、炒礦等投機方式，或者利用各種地下金融方式進行投資。

　　“政府轉型副產品”是企業家犯罪現狀的制度因素。政府轉型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從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包辦一切，到市場經濟時代政府居于市場之后，從臺前到幕后的角色轉變既需要制度支持，又需要觀念轉變。長期以來，我們雖然經過了多次機構調整，但經濟事務的管理部門仍設置過多、分工過細，由此導致職能交叉、職能重疊、多頭治理，這些反過來助長了政府的部門利益。

　　“規則缺失、監管不利導致官商勾結”是企業家犯罪現狀的客觀因素。經濟犯罪與自然犯罪不同，不是自古而來就約定俗稱作為犯罪處理的，而是隨著一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根據政策調整的需要，對經濟犯罪的認定和處罰也隨時發生變化。

　　“刑法萬能思想與政府責任的隱蔽化”是企業家犯罪現狀的主觀因素。刑事法網的擴張主要體現在經濟犯罪領域罪名、罪狀的增加，司法領域擴大追訴范圍、任意追訴的現象也層出不窮。

　　“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內部監督失靈”是企業家犯罪現狀的個體因素。企業內部的權力制衡是企業治理結構的核心。它應當以公司內部權力建構為基礎，在權力行使主體之間予以制衡。公司內部形成有效的制衡機制，才能夠充分發揮公司最佳運作潛能。

　　企業家犯罪新趨勢

　　雖然犯罪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刑罰的烈度也在隨著法律修改、社會寬容度的增大而不斷降低。從統計數據來看，近三年媒體報道的企業家死刑案例出現了下降的趨勢，死刑立即執行的數量大幅減少，更多的判處死緩或者無期徒刑。

　　另一方面，隨著刑事訴訟法對證據標準的提升和明確，很多民刑交叉案件由于證據標準不能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或者當事人雙方進行了刑事和解，從而可以進行非罪化、輕刑化的處理，近三年涉案企業家被判5年以下輕刑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從2011年的21.43%上升到2013年的40%。

　　《2013中國企業家犯罪（媒體樣本）研究報告》結合多年來的研究基礎，對于未來3—5年中國企業家犯罪趨勢做出了研究性預測。

　　首先是“舊賬還要算”，歷史性犯罪仍會被持續查處。

　　犯罪暗數的存在，導致過去經濟發展中企業家的原罪會因大力反腐而逐步曝光。十八大反腐決心更帶來了“蒼蠅”、“老虎”一起打的效果，今年落馬的省部級高官就達到15位，隨著這些落馬高官貪腐事實的曝光，與之千絲萬縷的企業家們也難逃法網。

　　其次，隨著改革的深入，新的經濟犯罪查處逐漸減少。

　　2013年可謂改革元年，上海自貿區設立、金融改革啟動、“營改增”擴至全國等利好政策，加之政府已取消和下放334項行政審批等事項，并進一步推進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能源開發、公用事業、服務業等領域放寬市場準入。隨著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理順，民企與國企的界分將逐漸模糊，企業家犯罪將更多的集中在市場調控領域，而且動用刑事手段應當更加謹慎。

　　再次，犯罪類型將出現較大變化、民生類、疑難、新型案件、灰色案件將頻發。

　　隨著經濟轉型的加大、民眾對于自身權利需求的增加，這些危害民眾生存、生活基本條件的行為將成為今后打擊的重點，如毒膠囊、地溝油、毒豆芽、毒奶粉等等，地方政府單純追求經濟利益而姑息養奸的做法，會成為輿論監督、法律監督的重點曝光對象，政府監管缺位的現象也將從刑事案件的懲處中得到一定的改善。

　　第四，刑罰規制減少，行政制裁甚至是對企業家的職業禁止、政治生涯的凍結會加大。

　　經濟犯罪的立法更加寬緩、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換，使企業家犯罪的查處厲度逐漸降低。但是對于企業家從業資格的限制會越來越高，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出臺了中國首份負面清單，列明了企業不能投資的領域和產業，相當于投資領域的“黑名單”，力圖規避正面清單所帶來的政府權力尋租空間。

　　最后，公司治理結構和企業風險防控進一步完善，企業家的個體犯罪風險大大降低。

　　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決議中特別強調要“讓國企和民企擁有更平等的市場地位，形成更良性的競爭環境。”這勢必要求國企高管們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能力。同時，還要真正落實現代企業制度，讓董事會、監事會發揮真正的監督制約作用，讓總經理或CEO等國企高管扮演各自的角色。

　　以此厘清國企高管及其背后國企本身的“官商政商”界限，真正讓官員的歸官員，商人的歸商人，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