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乃育/繪

　　在吉林省長春市綠園區青年街道宇航社區不足40平方米的日間照料室，僅有6張床位，而社區內60歲以上老齡人口共有2364人，“每天來這里活動的老人有三四百人之多，6張床位根本無法滿足需求。”社區主任助理武智文向《經濟參考報》記者道出社區養老正遭遇的窘境。
　　近期，記者在吉林、安徽等地調查發現，盡管各地政府采取多種措施積極推進社區養老，但目前社區養老仍亟待沖破資源錯配、政策乏力、民資難進等“三重門”。

　　養老資源錯配

　　一邊是養老資源短缺，另一邊又在浪費。社區養老在資源錯配過程中正在喪失應有的功能。

　　安徽省民政廳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處副處長張振粵向《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目前，安徽城市有1030個社區有居家養老服務設施，僅占城市社區總數的40%左右。在農村，除了以五保戶為服務對象的農村敬老院外，社會養老服務設施幾乎是空白。
　　“社區養老”是以家庭養老為主，社區機構養老為輔，在為居家老人照料服務方面，又以上門服務為主，托老所服務為輔的整合社會各方力量的養老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在于：讓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在繼續得到家人照顧的同時，由社區的有關服務機構和人士為老人提供上門服務或托老服務。
　　不過，由于資金的缺乏，許多社區養老設施嚴重不足，僅能提供簡單的文化娛樂場所，日間照料和短期托養功能不健全。有的社區因為設施簡陋、服務單一，老人們漸漸都不來社區活動，投入的社區養老服務資源又浪費了。
　　吉林、安徽社區養老設施短缺，經濟相對較好的北京和上海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據北京市西城區老齡工作負責人介紹，按照北京市社區養老服務規劃，西城區社區養老床位嚴重不足，增加床位又面臨場地空間限制問題。由于西城區地處首都的中心區域，土地資源有限，內部挖潛空間小。另外，轄區內老舊房屋多，改擴建審批手續復雜，成本高，社區養老現狀不容樂觀。
　　與養老床位相比，專業護理人員和社工的短缺更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難題。記者了解到，現在有些社區也引進社工，開展了志愿者為老服務，但志愿者大都是學生、黨員或者在職職工，他們服務的時間和內容非常有限。目前我國對社工組織培育不足，其人員流動性大，很難滿足市場需求。養老護工人員普遍文化水平低，護理技能差，而這個行業低廉的收入和較低的社會地位，也難吸引具有一定素質的人從事此行業。
　　一邊是短缺，另一邊卻存在浪費。記者發現，一些社區因為管理不當，設置不合理，社區養老設施沒有充分利用，成了應付檢查的“擺設”。還有的老人說根本不知道社區有養老服務。
　　盡管安徽合肥市政府大力推動社區養老工作，要求每個社區有10張床位，供日間照料，但記者了解到，一些社區為了達標，花資金配備床位、空調等，有的甚至把社區會議室改裝，擺放床位。但由于沒有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到運轉機制中，社區的工作人員又沒有時間、精力來照顧老人，很多日間照料室基本沒有服務，只能看看電視。有的甚至沒有老人來，設備處于閑置狀態。時間長了，有的社區干脆把床收起來放進儲藏室，房間另作他用，檢查來了，又臨時把床拿出來擺好，組織幾個老人，應付檢查。

　　扶持政策“好看不中用”

　　針對養老服務，有專家稱，政府推出的政策好看不中用的多，一些服務措施“動口不動心”。

　　有社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上面對社區養老院建設每年都有硬性指標，比如完成多少助餐點、床位數，并根據數據加以考核。一些社區的養老院內設有圖書室，但報紙都是很久以前的，書本根本沒人翻看，對考核而言，上架量確實達標了。
　　此外，記者還了解到，有社區和基層養老服務人員反映，政府一方面缺位，該管的沒管好；另一方面越位，本可以由市場主導的服務，卻由“政府主導”來提供，這種由上而下“設定”的服務既浪費了公共資源又沒有滿足老年人的實際需求。
　　比如，有些地區一律給80歲以上的老年人發放50-100元的“尊老金”或類似的“生活補貼”，這對需要改善生活質量的老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對經濟寬裕的老人來說，意義并不大，他們更需要的是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務。還有一些地區給所有70歲以上的老年人統一辦理了“免費公交卡”，但對身體不好、長期臥床的老人來說幾乎用不著，有人護理、有人陪著到醫院看病是最需要的。
　　中國老齡產業協會副會長張愷悌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養老服務出現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政府推出的政策好看不中用的多，考核指標不明確，落實不理想，一些服務措施“動口不動心”。
　　“老齡政策系統性不強，體系設置不健全。在制度設定層面，體現在政府缺位。”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吳玉韶從制度層面分析了社區養老遭遇的困境。
　　吳玉韶進一步表示，社區養老政策散見于各部門的政策文件中，缺少立足于全局性、前瞻性、系統性的頂層設計，導致絕大部分政策處于“救火隊”狀態。目前，社區養老服務體系的建設主要依靠民政、衛生、老齡等少數幾個部門推動，政策涉及的范圍小，實施力度弱，部門之間協作與配合不密切。
　　在養老服務事業中，有業內人士認為，政府的責任是負責觀念引導、政策制定、管理監督和對困難老年群體的兜底與福利服務。然而，在吉林省民政廳社會福利處副處長綦殿學看來，政府對社區養老的監管、行業標準、服務規范等方面缺乏明晰的界定。
　　張愷悌還認為，“政府主導”的服務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特點，其服務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服務資源的多少，而不是從老年人的實際需求出發來制定。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于曉光表示：“政府越位凸顯，導致社區養老市場化發展嚴重不足，在老齡服務的‘市場經濟’領域里依然晃動著‘計劃經濟’的大手，造成社區養老服務市場總體滯后，具體表現為市場細分不夠，服務水平和質量不高。”

　　引入民資遇多重阻力

　　風險大、短期盈利難再加上政府扶持力度不足，讓民營資本不敢輕易涉足養老行業。

　　盡管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是我國養老事業成功的關鍵已形成共識，但目前民營資本對養老行業“望而生畏”，大多不敢涉足。
　　在2011年底成立的北京寸草春暉養老護理院為民營背景，設立在北京人口密度較大的老社區，共投資1000萬元。院長王小龍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房租、人工兩項占了養老院成本的90%，一年150萬房租，外加300萬的轉讓費，相當于用寫字樓的價格辦了養老院。“政府重視，但力度遠遠不夠。開業一年多共有10來萬元政府補貼，和投資1000萬比是杯水車薪。我們租房做養老卻沒有建設補貼，還要交所得稅。”
　　王小龍還稱，現在政策還停留在幾十年前的水平上，認為養老是福利事業，不是產業，不允許市場化運作，這就制約了民營企業進入。為此，他呼吁，政府應出臺鼓勵政策，用一個支點政策把民營企業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解決中國養老難題。
　　此外，張振粵則認為，民間資本本身具有逐利性，但由于社區養老以公益性為主，盈利微弱，加上醫療糾紛等風險，民間資本多數不愿涉足。
　　記者了解到，制約民間資本投資養老行業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投資大戰線長、成本回收慢、短期難盈利；風險大又沒有保障，而老年人病多、易發生意外，這些將給養老院帶來很多責任和麻煩，有時一個醫療糾紛拖垮一個養老院；政府鼓勵措施少，配套政策又不到位，如社保醫療卡等還不能同養老院內的醫療機構聯網等。
　　對此，有專家指出，扶持社會力量介入社區養老是大勢所趨。政府部門應制定好優惠政策，在稅收、融資、土地、城建、金融、水電管理和交通等方面給予相應的優惠，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吸引更多的投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