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財經熱詞之九：營改增

　　2013年“營改增”加速擴圍，其要義絕不僅是一個稅種取代另一個稅種，也不僅是最大限度減少重復征稅，它牽動了國家整體的財稅改革：一方面是稅制轉型將加速推進，另一方面是地方稅體系構建有望取得重大進展。

趙乃育/育

　　從部分地區試點，到8月份推廣至全國試點；從僅在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試點，到郵政業和鐵路運輸業正式被納入下一步試點范圍，2013年成為“營改增”名副其實的擴圍年。“讓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這項改革目標離我們似乎越來越近。

　　改革推進　“讓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

　　2013年在“營改增”改革推進過程中可謂關鍵的一年。在這一年里，“營改增”的推進路徑和速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所謂“營改增”，就是把現行征收營業稅的行業和企業改為征收增值稅，交納營業稅的納稅人變為增值稅的納稅人。這個在普通人眼中太過專業晦澀的政策詞匯，在企業財務人員的眼中則意味著“真金白銀”。
　　朱雨龍心里就有這么一本賬。今年1月起，他所在的湖北廣播電視臺(湖北長江廣電傳媒集團)正式納入“營改增”試點。作為財務負責人，他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與之前繳納營業稅相比，今年1至11月間繳納增值稅降低稅負44.8%。說起具體省了哪方面的錢，他更是頭頭是道，“從目前抵扣情況來看，1至11月實際抵扣的進項稅額中，外購電視劇、節目占50%；購置固定資產占40%；購買耗材、辦公用品等其他抵扣占10%。”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朱青表示，“營改增”不是簡單的稅制簡并。營業稅和增值稅對于市場活動的影響不同，稅負也不同。增值稅對增值額征收，而營業稅則是對營業額全額計征。這樣，就出現了雙重征稅的問題。“營改增”的實施，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重復征稅。
　　實際上，2013年在“營改增”這項改革的推進過程中可謂是關鍵的一年。在這一年里，“營改增”的推進路徑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此前只在某些地區試點，4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進一步擴大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即從2013年8月1日起，將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試點在全國范圍內推開。這標志著“營改增”從由地區性試點向按行業推進轉變。根據國稅總局統計，“營改增”全國試點首月，即8月份一個月，就減稅共130.13億元。而據測算，2013年全部試點地區企業將減輕稅負約1200億元。
　　“‘營改增’雙擴圍一方面有助于減少區域性試點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如先行試點地區因能提供專票會贏得更多的客戶；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值稅抵扣鏈條的完整性，同時也是對影視服務等行業發展的一種扶持。”朱雨龍說。
　　44.8%的稅負下降只是寫在企業財務報表上的一串數字，而“營改增”對朱雨龍以及他所在的湖北廣電的影響要比這串數字看起來復雜和深遠的多。今年8月以來，湖北廣電成立了北京長江傳媒有限公司、湖北長江之星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兩家專注于節目制作的獨立法人單位。“這樣能集中力量做專業的事。放在以前，我們也想這么做，但我們不敢。因為制播分離會造成營業稅重復征收，稅負一下子就上去了。”朱雨龍坦言。
　　湖北廣電的這種變化絕非個案，而服務業這種已經或者即將發生的轉變才是“營改增”除了減稅效應之外的更深層次的要義所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表示，凡是與營業稅相關的產業和企業，就會選擇“大而全”、“小而全”的經營模式，盡量減少外購服務。顯然，這會使產業分工細化受到抑制，不利于專業化分工和服務外包的發展。工業設計、技術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對現代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而營業稅卻起了明顯的阻抑作用，妨礙了產業和企業的技術進步。
　　他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現行稅制整體框架是1994年稅制改革時建立的，營業稅是當時改革留下的一個尾巴，形成了貨物的生產銷售征收增值稅，而服務的生產銷售征收營業稅的并存格局。在上個世紀90年代，營業稅弊端還不突出，主要因為當時的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產業政策的著力點也在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處于相對次要的地位，營業稅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有限。但經過近20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以低端制造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成為了所謂的“世界工廠”。產業鏈條短，尤其是“微笑曲線”兩端的研發設計和營銷在我國處于極不發達狀態，使我國產業的附加價值普遍偏低，缺乏核心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營業稅的負面作用擴大了，嚴重制約了產業的分工細化、服務業的發展以及企業的轉型升級。
　　“營改增的最終目標是全面取代營業稅，讓營業稅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劉尚希說。

　　告別陣痛　未來兩年有望全面擴圍

　　“一個好的稅制是自我完善的，而不是靠稅制以外的規則”

　　改革總是伴隨陣痛。對于“營改增”而言，在最終覆蓋全部行業之前，難免致使交通運輸業等個別行業“受傷”，而這陣痛的緩解、消逝最終還要靠“營改增”全行業擴圍。
　　重慶公路運輸(集團)有限公司90%的業務都屬于“營改增”范圍。8月1日，重慶和全國其他城市一起納入“營改增”，這在短期內給重慶公路運輸(集團)有限公司帶來不小沖擊。“上半年我們公司月均收入還有3個億左右，‘營改增’后，8、9月收入大跌，下降幅度超過50%，”公司財務人員告訴記者，“8、9兩個月，公司貨運業抵扣后稅負比原來繳納營業稅時上升近4個百分點。”
　　用某地國稅工作人員的話來說，“重慶公路既具有典型代表性，又不具有典型代表性。”說它有代表性是因為它的確反映了“營改增”使公路交通運輸業稅負有所上升，而說它不具有代表性，是因為這種沖擊更多是因為在“營改增”還沒有全行業擴展時，公路交通運輸業抵扣不足導致的。
　　重慶公路運輸(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仲倫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我們可抵扣的成本需要占收入的45%，稅負才能和原來繳納營業稅時持平，目前很難達到。過路過橋費占貨車成本的15%至20%，員工工資也是成本大頭，都不能抵扣。”張仲倫和他的同行都希望能加快步伐完善稅制，把上下游企業納入“營改增”，增加可抵扣的范圍。“如果施工企業納入‘營改增’，我們可以通過漲價轉嫁成本。他們可以拿我們開出的增值稅發票抵扣，因此也就可以接受我們提價了。”張仲倫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
　　事實上，國家在推進“營改增”時，考慮到個別行業的稅負可能上升，規定將由財政對稅負上升企業進行補貼。然而要獲得財政補貼，需要企業提供很多票據。“財政放款周期長，有時不能及時到位”也是地方很多企業反映的問題。“我認為財政補貼政策最好不要超過三年，在‘營改增’過渡之初，國家給這個優惠政策是權宜之計，”湖北國稅分管貨勞的副局長姜鋒表示，“一個好的稅制是自我完善的，而不是靠稅制以外的規則。”
　　記者此前在老工業基地大連調研時了解到，去年大連營業稅120億元，“營改增”稅款只有17億元，可見大頭還沒改過來。對工業企業來說，把建筑安裝、金融保險等納入“營改增”是其迫切希望的。正如企業人士反復向記者表達的呼聲：“我們要減稅負，得盡快把上下游行業都納入。”
　　事實上，把更多行業盡快納入“營改增”的步伐從未放慢。據媒體報道，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已經在研究金融保險業“營改增”的相關工作，正在對國內多家主要銀行及保險等金融機構進行調研，要求銀行金融機構向財政部反饋增值稅改革對金融服務業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在向增值稅轉型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實際征管問題。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明確表示，到2015年底，爭取全面完成“營改增”改革。業內人士預計，下一步通信業、建筑安裝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等有望納入改革。到那時，營業稅將全面退出歷史舞臺。

　　重要抓手　“營改增”牽動深層財稅體制改革

　　把“營改增”放在三中全會稅改的大背景下，可以悟出“營改增”真實的意圖。

　　“‘營改增’看似僅僅涉及兩個稅種，即增值稅擴大范圍和營業稅退出，實際上卻牽動了整個財稅體制。從體制的角度觀察，‘營改增’是一個事關整個財稅體制的重大改革舉措。”劉尚希表示。
　　湖北國稅貨勞處處長黃子軍是個老稅務人員了，他1994年進入湖北國稅工作，對增值稅有著深厚的感情。在他看來，“營改增”在我國稅制改革中發揮著巨大作用。黃子軍告訴記者，“營改增”以后，企業稅負降低，利潤空間就會增大，那么所得稅就增加了，直接稅的比重自然就提高了。
　　長久以來，我國一直實行的是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收制度，主要間接稅分別是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其中增值稅所占比例最高，達到或接近總稅負40%的水平。整體而言，直接稅占全部稅收的比重過低，削弱了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的能力。間接稅占比過高，遠超過世界其他國家。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應該隨著‘營改增’的進程不斷推進，不失時機地啟動增加直接稅的改革。”高培勇稱，把“營改增”放在三中全會稅改的大的背景下，可以悟出“營改增”真實的意圖。“三中全會有一個總體的稅改藍圖，穩定稅負是前提，在這個前提下增加直接稅，這就意味著這是一次稅負不增不減的稅制結構調整，同時也意味著增加直接稅要以減少間接稅為前提條件。間接稅的改革和直接稅的調整要彼此呼應、此增彼減、增減同步。所以隨著‘營改增’步步推進，間接稅占比逐步減少。”
　　高培勇進一步表示：“到十二五結束，全國所有行業全面推進‘營改增’的時候，減稅額度將會達到一年4000億到5000億元。這個減稅額度就為直接稅的增加騰挪出空間了。”
　　威普咨詢中國合伙人林弢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營改增”這一舉動一定會帶動以后的稅制改革。改革的目標應該主要在間接稅和直接稅的范圍之內。無論是間接稅還是直接稅，改革的目的必將是透明化、可控化、直接化和人性化。如“營改增”一樣，其他針對間接稅的稅制改革將主要服務于調整及保證國家財政收入來確保政治體系的完整與穩定。而針對直接稅的稅制改革將扮演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及調節工具。這對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及加強對中低收入人群的社會保障等社會問題將有巨大幫助。
　　而在整體稅制優化之外，“營改增”改革也即將成為地方稅體系構建的一個重要契機。據劉尚希介紹，增值稅和營業稅都是中央地方共享稅，只不過共享分稅方式不同。國內增值稅是按照比例分稅，75%歸中央，25%屬地方，進口貨物的增值稅全部歸中央；而營業稅則是按照稅目分稅，鐵道、中央金融保險企業的營業稅歸中央，其他的營業稅全部歸地方，成為地方的重要財權和財力來源。
　　就此而言，營業稅在地方收入中的比重一般占到40%，是地方一般預算收入的重要來源。業內人士表示，“營改增”之后，地方稅源受到嚴重沖擊，雖然現行解決辦法是原來歸地方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之后依然入地方庫，中央不參與因試點所帶來的增值稅增量的分成，但這絕非長久之計。構建更加完善的地方稅體系成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劉尚希說，實行“營改增”的同時，對其他稅種一并改革，據此再考慮財權劃分。如消費稅、資源稅、環境稅、房產稅等都有改革的空間和增收的潛力。進一步完善整個稅制，調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權劃分才有扎實的基礎。
　　原國稅總局局長許善達建議，把消費稅從生產環節征收改為從消費環節征收，如此將遏制地方為擴大稅源而盲目投資的行為。將轉移后的消費稅劃歸地方稅的主體稅種，有助于解決地方稅主體稅種問題。而在房地產稅方面，記者了解到，相關立法工作和清費立稅工作正在加快推進，有望成為地方稅體系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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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改增”，顧名思義，就是將以前繳納營業稅的應稅項目改成繳納增值稅，減少了重復納稅。2012年以上海作為首個試點而拉開大幕。2013年8月1日，“營改增”全國擴圍則將改革推向高潮。這一年，“營改增”不僅將為企業減負約1200億，帶來“真金白銀”的實惠，有助于促進產業升級、調節經濟結構，更為即將全面鋪開的中國財稅體系改革大棋局奠基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