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輝（化名）是京城的一名知名會議策劃人，最近幾年策劃了很多場地方政府在京的招商引資會，很多市縣甚至個別省政府都是他的客戶，但今年張輝的生意明顯淡了下來。

　　“2010年巔峰時一個季度就辦了8場，今年只有一場，現在政府的心思不一樣了。”張輝感嘆。他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地方政府之前十分愿意花錢在北京舉行投資推介會等，“即便他們招不到項目，也能交個朋友。”

　　張輝說，“雖然現在很多開發區仍然有不少空余土地，政府也有招商動力，但給客戶 （地方政府）電話打過去，得到的答案都大同小異。”

　　“他們一般告訴我，一是經費比較緊張，二是招商引資效果更加重要，而且也要挑項目，如果企業真有投資意向可以直接到當地去考察，一對一交流。”張輝搖搖頭。

　　地方政府心態的轉變與政績評價標準向綜合化方向調整密切相關，壓縮三公經費等都是體現，而GDP色彩的淡化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有著明確表述。

　　《決定》稱，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

　　唯GDP論難以持續

　　國內生產總值（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量指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年均經濟增速高達9.8%。經濟總量連上新臺階，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民生活不斷改善。

　　這一指標也長期被認為是官員升遷最大的一塊“墊腳石”。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一位副研究員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傾向愈演愈烈，層層分解下達或變相下達GDP、投資、招商引資、重大項目等各種經濟指標。為了完成這些經濟指標，有的黨政工團齊動員，有的層層考核到街道。

　　GDP水分也由此產生，歷史數據顯示，自從1985年國家和地方分別核算GDP數據以來，地方統計總和始終高于全國的GDP總量，不僅呈現出“1+1>2”的局面，而且差額有遞增的趨勢。

　　例如，2009年各省GDP之和超出全國2.68萬億元，,2012年地方GDP之和超出全國總量5.76萬億元。簡單測算，今年全年31個省區市GDP總和超出全國總量至少將達6萬億元，即多出一個廣東省。

　　地方政府對GDP的片面追求會產生一系列弊端，最簡單的例子便是可以依靠行政資源的壟斷來保持GDP的快速增長。例如，在土地資源分配上，某省會城市用了全省1/3的土地指標；中部某個省96%的用地是縣級以上及省級產業集聚區，小城鎮用地指標僅占4%。

　　伴隨而來的環境等問題也愈發嚴峻。我國開始愈發強調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突出強調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并更多強調穩增長，轉方式和調結構頻頻出現在高層講話中。

　　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增長提法已經逐漸讓位于發展，更多談到的是包容性增長。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新近發布的《發展和改革藍皮書》中就稱，增長是客觀的，可以用一些具體指標來衡量，如我們熟知的以GDP來確定經濟增長的速度，發展則帶有一定的主觀性。

　　藍皮書指出，如一個國家或者區域，經濟增長了，甚至速度很快，但隨之帶來生態破壞、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將經濟增長和帶來的問題相比較，可以認為是“有增長無發展”。

　　增加產能過剩等七個指標權重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一些地方過度重視‘GDP’數據，有的不惜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甚至造假，這樣的‘GDP’毫無意義，也不可持續。”G20與新興國家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家張其佐說。

　　張輝雖算“局外人”，但對此也深有體會，“以往地方政府在找我辦推介會時，我會詢問他們的意向企業，而回答大意基本上是只要能來投資的都是意向企業，投資潛力越大的，就是越有意向的，至于什么產業，什么項目以及需要哪些手續，都可以一事一議。”

　　上述藍皮書稱，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長期以來“政府主導”的趨勢一直沒有改變。因此，發展方式轉型中的政府推動的力量不可忽視，政府的觀念變革也就特別重要。

　　“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嚴峻現實以及方式多樣的輿論宣傳，讓各級政府、企業、公眾均認識到了發展方式轉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藍皮書稱。

　　這樣的背景下，《決定》明確在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中加大資源消耗等七個指標的權重，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等民生問題。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長歐陽日輝對此十分認同，他稱，在指標體系的設置上，要全面反映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不能片面地用經濟指標考核干部，在評價標準上，既要看數字，又不能唯數字，堅決防止“干部出數字”“數字出干部”。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孫曉莉說，要全面、正確地履行政府職能，政府職能更多的是靠廣大公務員和領導干部履行的，換句話說，他們能不能真正在工作中實現轉變是決定政府職能到底能不能轉變的關鍵性因素。

　　她說，《決定》提出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以及暗含的干部人事制度就是非常重要的指揮棒。這個一旦調整，自然而然人的行為會發生針對性的改變。

　　孫還介紹說，其實在聯合國也專門有一個指數叫做HDI，就是把人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壽命還有人均GDP等作為一個衡量尺度，就比單純的GDP來衡量要科學得多、合理得多。

　　政府觀念變革可能將意味著一系列資源分配的優化。藍皮書舉例稱，陜西近年來明確提出將新增財力的80%用于醫療保險、教育、移民搬遷、保障房建設等方面。政府的這種做法，既較好地履行了其公共服務職能，為群眾提供了良好的生產生活條件，又為產業結構調整、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內需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