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將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上，新一屆領導集體將首次向外界全面闡釋其施政理念和改革路線圖。日前，多名高層領導人已在不同公開場合表示，此次三中全會將提出“綜合改革方案”，而且“改革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

　　在這次“空前”的改革之前，中國已經探索了35年的“改革開放”之路。

　　這35年，一些歷史性的節點永恒地記載史冊。回顧35年歷程，“三中全會”是觀察中國“后30年”（指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年代）偉大變革的一扇窗口，是串起“改革開放”偉大時代的一條主線。

　　歷屆三中全會，往往帶有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烙印，體現出本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前瞻十八屆三中全會，有外媒分析認為，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領導人所選擇的改革道路，或許將開啟自1992年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巡談話”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中國變革。

　　三中全會與它所改變的中國

　　縱觀黨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三中全會都承擔著促進經濟發展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決策，多是在三中全會上作出的。可以說，35年來7個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與關鍵詞的變化，折射出黨對于中國經濟現代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模式的認識在不斷發展，不斷深入，不斷成熟。

　　換句話說，三中全會已成為“改革”的代名詞，是觀察中國“后30年”變革的歷史線索。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共召開過的7次三中全會，“深化改革”始終是貫穿其中的不變主題。這7次三中全會，有5次議題直接是與深化改革相關，2次則和農村改革與發展相關。

　　而尤為引人注目的，則是4次關系整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的全會，它們分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它們都具有綱領性意義和時代性色彩，分別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四個階段，即改革的啟動階段、改革的展開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

　　最常被提及的三中全會，是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揭開了改革開放“新革命”的序幕，成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

　　具體來說，這次全會實現了思想路線和重大歷史的撥亂反正，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一個偉大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代的開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形成。

　　這一階段，改革的主戰場在農村，改革特點在于逐步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探索一種全新的體制模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深圳經濟特區則是這個階段改革開放的標簽，中國經濟開始意識到“市場”的力量。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在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曾說，這次全會的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示出其偉大。

　　中共中央第一個關于改革的決定，則是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次會議，標志著改革開始由農村走向城市和整個經濟領域，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即改革的展開階段。當時，解放思想沖破了“左”的干擾，農村改革取得了突破，然而城市還是原來的那套計劃經濟體制模式，各種弊端不斷凸顯。此時，農村改革的倒逼機制開始發力，迫切要求城市改革。

　　這一階段的特征是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中國開始探索從舊的經濟體制轉為新的經濟體制，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有許多重大突破，現代企業開始萌芽，社會各階層活力空前。

　　1993年11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則勾勒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自此，“市場”的力量正式成為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強動力，并深刻改變了近20年的中國。

　　評價十四屆三中全會，必然要聯系到十四大，必然要聯系到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談話”。自從1978年中國重啟現代化進程以來，中國改革充滿曲折。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末復雜的國內外背景，使得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面臨巨大困難。此時，鄧小平拿出了共產黨人的政治勇氣和歷史擔當，在1992年春天發出“中國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誰不改革開放誰就下臺”的呼聲。當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斷，并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而十四屆三中全會則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具體化，中國開始公開推進市場化進程。

　　這個階段可以稱為中國改革的第三階段，即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它始于1992年10月，一直持續了10年時間，直到2002年10月。這一階段的改革力度較大，向縱深發展的勢頭也較強勁。其中，“92派”的崛起、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國企改革、房地產改革等影響深遠，深刻烙印在當代中國改革史上。

　　又過10年，即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不僅為此后10年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勾畫出“藍圖”，同時也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新思路。

　　與10年前相比，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已由“建立”改成“完善”。這次全會提出了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這是黨的執政理念和發展目標的重大創新，是更加現代、更加人性化的執政理念，標志著最高決策層在國家發展戰略上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個明顯的改變是，2003年以來，中國領導人日益重視社會的發展。在經歷經濟高速發展20年后，中共首次面臨貧富差距、階層分化、社會矛盾集中等現代化轉型難題。中國領導人適時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執政目標，以此統一中共上下的執政理念，扭轉單純注重經濟增長而忽視社會發展建設的問題。在發展仍是黨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保護好社會以及社會中的“人”，將是考驗黨執政能力和執政素質的重要課題。

  “經濟奇跡”與政治體制改革

　　“后30年”有一個醒目現象，即經濟體制改革或伴生或催生著一系列其他領域的改革，這些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等。鄧小平在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時說：“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

　　事實上，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從未停止過多種層面改革的步伐，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如果真如部分外媒所說，中國近幾十年幾乎都沒有政治體制改革，那么該如何解釋中國這30多年的“經濟奇跡”？鄧小平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通過執政黨的內部制度建設來向前推進。換言之，執政黨內部的改革，執政黨體制的完善，實際上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歷史社會環境、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中國的市場經濟結構，需要什么樣的政治秩序與之相適應，并沒有現成模式可以套用。越是發展快的社會，在共識的形成上可能越困難。因此，國內有一個強大的組織力量顯得極為重要。

　　現在的中國不用說與1949年相比，即使是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都已發生了全方位的巨大變化。無論是國家的財富積累、制度化和規則化建設，還是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教育水平，均發生了巨大的進步。

　　事實上，中國執政黨堪稱世界上最善于變革的政黨。貫穿于歷屆三中全會的永恒主題便是“改革”。不止經濟體制改革，始于鄧小平時代的內部變革，延續至今。任期制、責任制、差額選舉制等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步伐一直在向前行進。以黨內民主為例，中國地方官員選舉的差額比例越來越大，競爭性成分越來越高；中共代表大會黨代表選舉差額比例、公開透明程度均在不斷增加。甚至，中國執政黨開始引入以黨內民主方式產生高層領導人和重大決策的機制。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李成就認為，黨內民主等內部建設不僅反映了中國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規則和新規范，而且還可能提供一個漸進的和可控的中國式民主的實驗。

　　正如鄧小平所說，“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換言之，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當然，中國模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體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風風雨雨和執政黨內部的經驗教訓，都將是改革的動力。

　　讀懂中國，先要讀懂中國改革的事實，與其中的邏輯。

　　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史上重要一筆

　　再過幾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中國和世界之所以如此期待此次三中全會，本質上來講，是期待中國改革，期待中國改革惠及更多的國內公眾乃至世界人民。

　　此次全會的主要議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問題，被認為是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領導人全面闡釋執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線圖的重要時點。此次三中全會是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點上召開的，無論這次三中全會將出臺什么樣的改革方案，都將為中國改革史寫上至關重要的一筆。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履新伊始，“深化改革”的議題就被提到了極為重要的戰略高度。一個異常明確的信號是，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的主題就是“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今年適逢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周年，也是改革開放35周年，中國領導人已經明確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提出“綜合改革方案”，財政、金融、價格、企業等改革都會走向深入，而且“改革范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

　　然而,與前幾輪改革相比，這一輪改革的難度和阻力更大。對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小勁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指出，“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容易改革的領域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代價更大的改革。與30多年前相比，歷史環境已經有了很大不同。30多年前的改革主要敵人是意識形態障礙，如今的改革難點主要是‘利益’障礙。”

　　跟35年前相比，當下的中國在經濟上要發達得多，社會狀況也復雜得多，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因此，人們期待的改革應該是大膽而審慎的改革，即“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正如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在英國《金融時報》所說，“大爆炸式的改革可能招致那些渴望維持現狀的人的強烈反對，從而破壞長期的改革事業。中國政府的謹慎或許反映了其經濟和政治智慧，而非缺乏誠意。”

　　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民族復興“中國夢”提供巨大“正能量”，值得在中國改革史上大書特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