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貴州、河南、福建等多個省份采訪發現，受“劉易斯拐點”因素影響，廉價勞動力的獲取越來越難，企業人工成本持續攀升，轉型壓力不斷加大。
專家建議，宜加快相關配套體系建設，通過制度供給挖掘人口紅利，推動經濟增長由“量”向“質”轉變。
影響漸顯：傳統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5歲-59歲)在相當長時期內首次出現負增長，比上年減少345萬人；東中西部企業相繼出現招工難、用工荒等問題，勞動力成本顯著上升。相關人士認為，“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日漸突出，對過去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帶來嚴峻挑戰，傳統制造業生存空間進一步被壓縮。推動我國過去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諸多因素越來越難以為繼。
傳統的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模式難以為繼。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0至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增長速度分別為5.4%、4.4%和3.9%，呈現逐年下降趨勢；同時，由于農村老齡化程度嚴重，農業作為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作用將難以繼續發揮。2010年，全國鄉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14.5%，分別比鎮和城市高2.9和3.4個百分點。
《經濟參考報》記者日前在貴州省安順市關嶺縣新鋪鄉看到，富士康的招工臺已經擺到了鄉政府門口。近期富士康準備落戶貴州，要在當地招工2萬人，先到富士康的煙臺廠工作一年；開出的綜合月薪大約是2200至2300元。
當天正是新鋪鄉的趕集天，然而，整整一上午登記應聘富士康的只有5個人。記者挨個撥打應聘者電話，有3人電話無法撥通；其中一個叫趙米仙的女孩告訴記者，“找工作就想離家近，不想到外省去”；只有一個男青年表示，希望借這個機會到沿海地區闖一闖。
貴州省人社廳就業局局長徐海濤說，富士康開出的條件沒有什么吸引力，就連貴陽勞務市場的平均月薪都達到了2500元。
“低小散”的粗放型生產模式難以為繼。
在采訪過程中，多名企業家向記者表示，隨著“劉易斯拐點”的來臨，支撐30多年制造業發展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將不復存在；大量規模小、低技術、低附加值、分布散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必然面臨轉型陣痛和產業深度調整。
在福建晉江打工15年的四川金堂縣竹篙鎮農民王昭學，2010年回老家開了一家60個工人的制鞋廠。王昭學說，“成都的大鞋廠接老外的貼牌訂單，再轉包給我代工。這幾年各種原、輔材料價格不斷攀升，訂單利潤越來越薄，一雙鞋賺不到幾毛錢；如果成本壓力繼續加大，就只能考慮改行了。”
為了擺脫低端落后的生產方式，浙江新樂紡織化纖有限公司正準備投資8億元，打造染紗、織造、印染后整理一條龍生產線，努力發展成為國際高端襯衫面料生產基地。
以高速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說，對于大量出口相關的制造業企業，由于產品是國際定價，企業難以將不斷攀升的成本轉嫁到最終產品，短期內的壓力驟增可能導致企業難以生存。企業若不想倒閉，只有轉換自動化設備、加速產業的自我提升，或者向中西部、國外轉移。
位于廣東東莞的王氏港建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經理賈玉興說，“目前的珠三角很像30年前的香港，出口利潤越來越薄。具體方向很難預測，但從我們的眼光來看，制造業會慢慢淡出，這是看得到的趨勢。”
危中有機：拐點到來倒逼轉型升級
一方面是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生存壓力大增，另一方面，廉價勞動力進入短缺狀態也將加快推動增長方式的轉變。相關學界和企業界人士認為，從長遠來看，“劉易斯拐點”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其實是“危中有機”。
首先，長期來看，拐點到來將導致勞動者收入提升和投資邊際效益下降，客觀上有利于弱化“投資依賴癥”，促使經濟增長由投資驅動向消費拉動的轉型，進一步助推我國經濟實現“再平衡”。
“持續的工資增長將會提振民間消費，但同時也會壓制投資并促使中國的經濟‘常態化’增長。”野村證券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說，一個國家達到“劉易斯拐點”后，其經濟管理方式必須與以前不同，必須轉而尋求能夠促進經濟更加高端、高效發展的政策舉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曾撰文認為，“劉易斯拐點”將推動勞動力工資水平逐步上升，有利于提高勞動者消費能力，從而進一步導致儲蓄和投資增速下降，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逐步向消費轉變。
其次，有利于引導和鼓勵企業技術創新，加快經濟轉型升級，降低對廉價勞動力的過度依賴。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解到，相關轉變在東南沿海已悄然發生。在福建的紡織服裝行業，加快生產自動化、信息化，利用工業機器人替代勞動力、降低人工成本的做法已蔚然成風。
福建華聯服裝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文遠告訴記者，“公司去年研發了機械臂自動設備，一條自動線可節省12名工人，十余條線已節省了200多名工人。”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文溥說，在轉型壓力下，各級政府更加傾向于采用稅收、土地、財政等手段，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加強對傳統產業的改造，約束低水平低效益產業發展，推動產業的梯度轉移。這些趨勢都體現出拐點作用下的“倒逼”效應。
最后，有利于破除束縛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障礙，加大人力資源開發力度，通過改革釋放發展活力。
“有什么樣的勞動力結構，決定了有什么樣的經濟結構。經濟轉型的前提條件是制度變革和勞動力人力資本的提高。”袁志剛說。
我國長期施行的城鄉二元體制人為阻隔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自由流動的步伐。今年7月份，福建省石獅市啟動“全域城市化改革”，將逐步實現居住證制度對常住人口的全覆蓋，推動就業、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石獅市政法委書記李伯群表示，石獅現有外來人口41萬多人；但由于長期的土地和戶籍二元結構，導致農民工“早退”、產業工人結構性短缺成為常態。如果不加速推行居住證制度，實現外來人口“市民化”，未來石獅的產業將面臨人才短缺和空心化危險。
浙江省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處副處長章劍衛認為，拐點倒逼效應有利于推動政府、社會和企業加速轉型，促進公平有序的社會流動，進一步打破各種就業壁壘，營造一個有利于向上流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
應對關鍵：人口紅利、就業優先和勞動生產率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準確把握“劉易斯拐點”理論及在中國的發展狀態，承認正在發生的人口結構變化，其意義在于可以預見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大趨勢：一是工資上漲屬必然且將逐漸加快；二是勞動關系將發生劇烈變化；三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迫在眉睫。
受訪專家認為，“劉易斯拐點”是一柄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雙刃劍”，需要客觀分析“劉易斯拐點”來臨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的短期以及中長期影響，提前擬定政策措施，積極應對。其中，人口紅利、就業優先政策和勞動生產率，是把握當前我國勞動力供給狀況、穩定增長動力中樞的三個“關鍵詞”。
首先，“劉易斯拐點”到來并不意味“人口紅利”絕對消失，“劉易斯拐點”強調廉價勞動力由無限供給進入短缺狀態；而“人口紅利”重點著眼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總撫養比水平。一般認為，總撫養比小于或等于50%的時期屬于“人口紅利期”。
2012年，我國人口總撫養比為34.9%，比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雖然有所上升，但距離50%的上限仍有一定空間。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為93962萬。國家統計局人口專家預測，未來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資源都將穩定在9億左右。
蔡昉認為，按照一般計算方式，我國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但如果加速推動制造業向中西部轉移，有利于延緩紅利消失速度；還可以通過提高勞動者受教育水平、提高勞動參與率，以質量代替數量，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
第二，就業優先仍是當前基本的立足點。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了解到，雖然近年來企業招工難、用工荒成為常態，但仍有大量農民工由于文化水平低、勞動技能差，難以實現穩定就業；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不能將“拐點”到來的信號誤解為政府可以放棄積極的就業政策。
河南省人社廳農民工工作處處長呂志華介紹，目前河南還有600多萬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開發就業；“這600多萬富余勞動力，以年齡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的群體為主，轉移就業難度較大。”
在四川成都最大的勞務市場——九眼橋勞務市場，39歲的農民工謝培富告訴記者，自己16歲就外出打工，干了二十幾年沒攢下錢，也沒學到技術，“現在基本上是打短工，干個十天半個月，又回到勞務市場找活路。”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司長劉丹華表示，2011年全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到2020年之前，都是我國勞動力總量最大的時期，這是一個基本點。”
劉丹華、蔡昉等人士認為，當前就業優先仍然是一個基本的政策立足點；需要進一步提高技能培訓規模和質量，努力實現農民工穩定就業和高質量就業。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應選擇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發展方式和產業格局，形成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與擴大就業良性互動的長效機制。
第三，勞動生產率是釋放經濟潛力的關鍵所在。應對“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核心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而人力資源水平的提高是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的重要前提。
但在2012年統計的全國2.6億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達到了74.8%。農村勞動力綜合素質水平仍然偏低，成為制約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以浙江為例，2010年浙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僅為13.81萬元/人，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73.3%。低水平的勞動生產率表明，生產同樣的GDP，農民工眾多的浙江需要更多的勞動力投入，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無疑將給浙江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障礙。
袁志剛等學者表示，在整個經濟轉型步伐中，人的轉型不能落在產業轉型之后。建議加快完善訂單培養、政府補貼、高效便利的在職培訓體系，著力提升農村勞動力人口的職業技能和素質。
面對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帶來的壓力，勞動密集型企業紛紛尋找應對辦法。有的嘗試引入機器設備，降低人工成本，有的籌備向東南亞地區轉移，使用當地的低廉勞動力。采訪中有專家建議，“劉易斯拐點”到來是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良好契機，當前應從提升政府公共服務水平、引導企業走出去以及提高勞動生產率等辦法入手，推動勞動密集型企業順利轉型升級。
“能不用人工的就不用人工”
在有著“中國輕紡城”之稱的浙江省紹興縣，招工難及用工成本上升，這幾年成為輕紡企業最頭疼的問題。
新中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是當地紡織龍頭企業，現有員工4000多人。公司副總經理洪桂煥說，從2008年到現在，員工平均工資從1200元漲到3000多元。用工費用的上漲，迫使企業想辦法降低成本。洪桂煥告訴記者，當前企業的主要做法就是增加機器作業，減少工人數量。
位于溫州市經濟開發區的法派集團有限公司，同樣面臨著招工難和成本上漲的壓力。為了降低成本，公司在生產流程上進行簡化，改變過去工人等活干的作業方式，將每人每天加工服裝的數量從兩件提高到三件。
在記者采訪的其他地區，大多數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同樣問題。東莞常平賀捷塑膠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賴居山說，現在工人工資每年上漲15%，訂單價格卻不變，這個差價只能由廠家承擔，這迫使企業引入機械設備來降低成本。從今年年初開始，公司的部分生產線已經上馬機器設備。四川省川桂陽光紙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正軍說，企業用工成本越來越高，現在是能用機械的就用機械，能不用人工的就不用人工。
“中大企業有實力引入機器設備，小企業卻很難做到。”賴居山說。一方面，機器設備成本很高，動輒幾十甚至上百萬元，對利潤變薄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無疑是筆巨額投資；另一方面，即使引入設備，公司也將面臨人才短缺問題，缺少會使用機器的技工。
浙江省就業服務管理局局長仉貽泓表示，招工難和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倒逼企業主動轉型升級，減少對普通勞動力的依賴，這也對勞動力的素質和技能提出更高要求。今年6月份，浙江省技術工人、專業技術人員占缺工總人數的22.22%，呈持續上升態勢。
“然而，從現實情況看，勞動力素質很難適應轉型升級要求。目前，浙江省農民工占了企業用工的70%，大部分是無專業技能的普工，學歷水平為初中及以下程度。這種用工結構很難適應機器、信息化的產業升級需要，人才瓶頸問題將會越來越凸顯。”仉貽泓說。
“往更便宜的地方轉移”
“再這樣漲下去，我們會考慮往更便宜的地方轉移，比如東南亞等地。”金帝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諸建鋒表示。作為浙江省出口量和出口額最大的鞋類企業，金帝公司這幾年明顯感受到用工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
目前，金帝公司已經在江西省鷹潭市建立分廠。諸建鋒介紹，現在企業所在的溫州市經濟開發區土地費用上漲很快，已經到了四五十萬一畝，而在江西一畝地只需要3萬元，這對企業擴大規模來說，可以節約很大一筆開支。
“向中西部轉移還不夠。這幾年我去孟加拉、越南、斯里蘭卡等國考察過，當地的勞動力價格非常低。”諸建鋒說。他以孟加拉國為例給《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一筆賬，當地的工資每月50到80美金，比溫州當地少2/3左右。
賀捷塑膠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賴居山說，十幾年前公司從臺灣轉移到大陸時，吸引企業的就是大陸的廉價勞動力，當時只有幾百塊錢，現在工資已經漲到3000元。近幾年，周圍一些企業已經陸續倒閉，也有的企業轉移到東南亞等地。從目前了解到的情況看，這些轉移出去的企業在初期會受到人文環境、產業鏈配套等因素制約，但一旦扎下根就能快速成長。“雖然不舍得離開大陸，但如果成本一直漲下去，公司肯定會轉移。”
中國歐盟商會發布的針對在華歐洲企業的2013年商業信心調查顯示，勞動力成本低廉是過去中國吸引歐洲企業來華投資的主要因素，但在今年的調查中，63%的企業將人力成本攀升列為未來在華業務最重大的挑戰，62%的企業對未來人力成本的變化持悲觀態度。
北京師范大學新興市場研究院院長胡必亮教授表示，除了勞動力價格的優勢外，與國內市場相比，東南亞地區很多國家是零關稅，這有利于他們吸引國際產業轉移。近年來，不僅耐克、阿迪達斯等國際知名企業將重心從中國轉向東南亞，越來越多國內勞動密集型企業也開始向東南亞、拉美或非洲等地轉移，而這將成為一個趨勢。
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共同努力
采訪中一些專家表示，“劉易斯拐點”到來是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良好契機，也是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一個機遇，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在當前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突出、企業招工難、成本上升的形勢下，對于政府相關部門來說，既要加強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打造健康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也要引導部分有實力的企業加快走出去，利用國際人力資源。同時，還要助推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轉型升級。
第一，強化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減輕勞動力流動對企業的沖擊，緩解當前企業招工難困境。采訪中很多企業負責人及打工者表示，外來務工人員越來越關注孩子的義務教育、城市治安環境及生活配套設施等方面。而大多數城市在這些公共服務領域，做得遠遠不夠，不能滿足農民工的訴求，造成大量企業存在缺工現象。
從短期來看，要緩解企業用工難，必須不斷補齊這些公共服務短板。對于政府來說，要在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等方面提供更多選擇，使他們愿意留在打工地。同時規范人力資源市場秩序，打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對于企業來說，要加強人文關懷，逐步改善生產環境。政府和企業聯手為農民工創造一個愿意留下，同時有上升通道的社會環境。
第二，引導部分有實力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走出去，轉移到東南亞、非洲等勞動力資源優勢明顯的地區。在胡必亮等專家看來，目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受到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上漲等因素的制約，產業向海外轉移成為必然。東南亞、非洲等地的勞動力價格低廉，還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也適合承接國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
從中期來看，走向海外尋求廉價勞動力是國內密集型企業的一個選擇。金帝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諸建鋒認為，對于那些有意向海外轉移的企業來說，在看到當地廉價勞動力的同時，更要關注當地的產業鏈上下游配套能力、關稅政策以及人文環境，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很容易出現水土不服，不利于企業在當地扎根。
第三，提高勞動生產率，引導和鼓勵企業技術創新，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一些專家表示，從長遠看，產業轉型升級才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最終出路。對于企業來說，要對現有設備進行更新或技術改造，淘汰落后設備，對員工進行技術培訓和優化組合，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減少對低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依賴，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招工難困境。
對于政府部門來說，要利用稅收、土地、財政等手段，著力扶優汰劣，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加強對傳統產業的改造，約束低水平低效益產業發展，推動產業的梯度轉移。同時，根據企業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政府還要有針對性地發展技工教育，加快高技能人才公共培訓基地建設，并通過培訓經費稅前列支、提供補貼等形式，鼓勵企業自主開展技能培訓。 (本版稿件由記者王暉余、胡蘇、宗巍、楊一苗、李亞楠、王子辰采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