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菜的、運菜的、賣菜的，一個普通的蔬菜在流通的整個鏈條上，幾乎每一個環節都遭遇了收費多、成本高的難題，而這一切最終體現到我們的餐桌上，就是高昂的菜價。那么，哪些因素是造成蔬菜價格上漲的癥結關鍵所在?怎樣讓蔬菜從地頭到餐桌的距離縮短一點，減少不必要的成本?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約評論員北京物資學院物流學院院長鄔躍、著名財經評論員張鴻共同評論。
造成蔬菜價格上漲的癥結是什么?怎樣縮短蔬菜從地頭到餐桌的距離，減少不必要的成本?
“蒜你狠” “姜你軍”，近期新一輪的蔬菜價格上漲似乎又卷土重來。記者從太原市的蔬菜市場了解到，大蔥的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了三成，白菜的零售價比去年高出了約0.2元，土豆的價格也貴出了0.4到0.5元。大多數零售商表示，今年冬儲菜的進價要高于去年。
太原蔬菜批發商：白菜今天是5角。去年是3毛。
湖南省姜收購商：三元多了。高啊，沒辦法這么高。
記者：拉到湖南賣呢?
湖南省姜收購商：我們那邊也是三元多不到四元。
姜在漲，白菜菜價如何?
劉存領(北京新發地市場蔬菜批發商)：前幾年要是這個季節，我們都去山東往這邊(北京)拉，現在一般就是山東的往回拉，價格就調上去了。(白菜)比往年一斤貴一毛至一毛五。
采購者：(菜價)接受不了，太貴了。
菜賤傷農，菜貴民怨，如果平抑蔬菜價格?農超對接，直采直銷是我國近幾年平抑市場菜價的主要模式，而從2011年開始，廣東省平價超市試點的建立，進一步豐富了保障百姓菜籃子價格的手段。
菜販：這里的價格都要比周邊市場便宜，(便宜)三角到五角。
市民：生菜，包括辣椒，這些普通的菜，葉菜類的東西，蘿卜，價格就比以前明顯便宜些。
平價超市，平價的秘密就是減少了流通環節產銷對接，減低攤位費，讓蔬菜直接進市場和超市。在傳統銷售模式下，蔬菜的生產，運輸，銷售環節加價幅度一般為150%至250%，而平價直銷店可使其下降到50%左右。發改委數據顯示，截止今年8月底，全國各地已建成各種類型的平價蔬菜商1.1萬家。
袁軍寶：蔬菜從地頭到餐桌層層加價 “批發加一毛，零售加一塊”已是普遍現象
(新華社記者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農民賣菜難、市民買菜貴”的并存一直是我國農產品流通當中的一個“怪象”。我覺得菜價高要區分兩種情況，一個是波動性的高菜價，比如說不時出現的“蒜你狠”、“姜你軍”式的臨時性的高菜價;另一種就是“加價高”，比如說即使山東菜地里的菜不要錢，到了北京零售環節每斤至少也得七八毛錢。我認為前者與我國的農業小生產模式有很大的關系，但是后者主要是因為流通環節的繁雜與不暢。蔬菜從地頭到餐桌大多要經過五六個環節，層層加價，特別是最后的零售環節，“批發加一毛，零售加一塊”已是普遍現象。
鄔躍：蔬菜價格高關鍵是中間環節過多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確實是，因為中國的蔬菜價格這幾年一直在高漲，特別前幾年的“豆你玩”、“蒜你狠”，其實都是蔬菜的問題。從今年開始價格又在不斷的攀升，確實這個問題引起了中央政府，也引起了老百姓的不同的關注。為什么會造成價格高?這里面有一個關鍵點，我們一直認為中國的蔬菜價格高，關鍵問題可能跟最終的終端價格上升是有關系的，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是中間的環節過多。
張鴻：政府部門要減少一些比如行政事業性的不合理收費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我覺得在現階段取消這些環節可能很難，所以在每一個環節上，我們能不能把那些不必要的成本再給它減少一些，可能對我們的菜價更有好處一些。
充分市場競爭，就是在你前端。在農民是小而散，消費者也是小而散的時候，可能很難有一個組織化的議價群體出現，所以可能每一個環節的出現，都是因為市場競爭而產生的合理性，你很難避免，它有它的理由。但是每一個成本又分兩種，我覺得有一種叫合理成本，就是他自己加的那個不是特別高，他說生存很難，因為如果它成暴利的話，一定會有別的進來把它變成不暴利，這是合理的;還有一個非合理的，非合理在哪能看出來?前年咱們在做物流以后，發改委曾經出了一個政策，就是要求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收費，哪些呢?就是政府部門要減少一些比如行政事業性的不合理收費等等，要清理整頓。
另外，北京的批發市場相對來說是比較規范的，它會把應該收的是哪些錢都告訴你，運貨車到這來就知道應該交多少錢，但是也有一些它就沒有那么的規范，比如說有衛生費等等，可能會增加一些成本。還有一個成本是一些浪費造成的。比如說新發地從山東壽光運來的蔬菜，水果，可能有60%是北京人吃了，還有40%要運出去，甚至還要運回到山東去，這就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
鄔躍：由于流通環節過多 到餐桌上的菜價已經經過層層加價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確實中國的農產品價格高，主要問題就是中間環節過多，鏈條過長，雖然從地價收購上來的農產品價格很低，但真正到了消費者的餐桌之后已經變的一倍，或者兩倍，甚至還要高于三倍的。其中的最重要的問題我覺得就是中間環節過多，因為我們生產的小規模化，中間環節的小規模化，非組織化，造成了每一級都在加價。但這里面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不是說它加價加的非常高，每一個人他實際加價都不是很高，但是由于流通環節過多，使得到最終的價格上都變成了一倍，兩倍，甚至三倍。
其實這里面的關鍵點，就是因為我們的流通組織規模太小，規模組織太小的話，它組織農產品的量就不會太大。中國13億人口需要大量的生產這種消費，那么中間它需要很多流通組織要做的話，環節越多，流通組織越小，最終加價的次數就會越多。比如說白菜主要在山東來生產，那么山東生產下來這些白菜，因為每家農戶土地少則幾分地，多則幾十畝，它都不具備大規模的組織流通的能力，那么它生產出或種植出來的白菜是通過一些中間商，首先從地頭收購過來，那么收購過來，如果山東的蔬菜基本上是送到了壽光的批發市場，那么山東的人口不能完全把所有的山東蔬菜都消費掉，要全國去發送，那基本上是從山東壽光的批發市場通過中間商，通過物流商送到北京的新發地市場，通過新發地市場眾多的小規模的批發商，零售商，再送到我們的千家萬戶。
通過這個環節你就可以看出來，雖然我們簡單的說是從地頭到批發商，再到大批發市場，再到二級批發市場，再到中間的一些，還有一些零散的零售市場，但實際上這里面還包括著眾多中小的這些批發商在里面，那么一個白菜可能出來幾分錢，那么經過這么多環節，每一層環節只加價10%的話，假設只走了10次的話，那我想最終就已經超過一倍以上的價格。
除了流通組織之外，也是因為我們生產的小規模化。我舉個例子，西紅柿一般在市場上買大概3塊錢，但真正產地里賣的價格只有8毛錢，8毛錢的西紅柿通過中間商從產地先運到壽光，或者運到北京的新發地市場，最終大概每斤只加到3毛錢，也就是變到了1塊1，但實際上這里面它的利潤就1毛錢，2毛錢都是物流的一些成本，包括油費、進場費等等這些。它1塊1之后再賣給下一個中間商，比如說一批從山東運過來的西紅柿，運過來假設是18000斤，那么實際上由于流通組織小規模化，18000斤不可能被一個經銷商全部銷掉，那么由一大堆的經銷商把18000斤給它消費掉，一般的一個經銷商大概也就要五六百斤，那么這五百多斤的西紅柿在第二個經銷商買走之后，它可能再加一部分價，比如加的很小一部分價，加10%，加20%，比如它賣到1塊5，1塊6，這還不是最終就能到我們消費者餐桌上，它中間仍然在通過，比如說我們日常見的一些小商小販，通過三輪車，或者其它一些交通方式在我們的社區里，或者在其他地方進行銷售，最終的價格就到了3塊錢。
鄔越：通過流通組織的規模化減少中間環節 最終降低農產品價格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實際上不光是給補貼的問題，其實從國際經驗上，比如日本，它對農產品是保護的，在補貼上，特別是在最終的價格上。其實我們中央政府這幾年確實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進場費的減免，包括用地，比如說我們批發市場在用地性質上，它可能價格更低廉一些，通過很多政策為了能夠把價格降下來保證民生，政府確實做了很多的努力，但這只是一部分，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光把眼光集中在中間環節上，其實更多的應該從消費者身上，能不能做新的嘗試。比如說對于蔬菜價格上，能不能在價格上給予一些補貼，特別是一些價格高昂的時候，政府能不能出一些政策的保護措施，或者在農產品的種植上給一些補貼，從源頭上先把價格降下來，這是第一。
第二，更多的要在流通組織上建設上，因為我們國家過去這種小生產的規模，特別是農產品都是小生產，如果流通還仍然是小規模，沒有大規模的流通組織的話，我們仍然會需要建大量的批發市場來保證商品流通，但這中間就會要通過很多環節的加價，最終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由于中間環節太多，政府的努力如果光在市場上，在其他方面沒有去努力的話，那最終的價格仍然是高昂。能不能夠政府出臺一些政策?除了價格補貼，在流通的組織規模化建設上，比如能不能組織在農產品上組織一些流通組織的國家隊，比如扶植一些中型或者大型的，專門做農產品批發零售的流通組織，通過流通組織的規模化，減少中間環節，最終達到降低農產品價格的最終目的。
張鴻：政府給的一些優惠政策很多沒法落在實處上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農超對接的這個超也得特別牛，也得有規模，要不然你是500斤怎么跟人家對接，你到壽光去還不如在新發地直接進呢，要不你的成本怎么降下來呢?所以你也得是特別大，像沃爾瑪，物美，可能它們能干，但是可能也只是在一些品類上能干這個事，不是全部都干。
說到公益性，我們其實也一直在試圖提公益性，而且政策上是有的，比如稅費的減免，比如說土地出讓的價格，2001年，發改委又強調，國務院也有專門的文件，說必須得在費用上相對來說減少。就拿新發地來說，其實它和很多農產品批發市場一樣，在一些特殊時期，比如說去年721的時候，它會在一些品類上免掉進場費，但那也是企業作貢獻，而政府給的那些優惠政策很多并沒法落在實處上。比如就一個地區來講，我的規劃上可能會有一個農貿批發市場，但是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話，我是把它建成一個農貿批發市場，我給它一些土地的補貼更好，還是蓋一個商業的中心更好呢?顯然我更傾向于選擇后者，而且我這個地方如果建了一個新發地，很多稅我是收不到的。我還不如建一個商業的能收稅。
袁軍寶：不能讓針對農產品市場的優惠政策成為難以充饑的“畫餅”
(新華社記者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降低這樣一個流通費用需要中間商更加的組織化和規模化，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現在政府還需要在農產品市場的公益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比如在規劃布局方面，現在已經成為政府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從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經驗來看，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公益性一直是它們的主要原則。去年，我了解到國家也出臺了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以及內貿“十二五”規劃，都提出要支持建設和改造一批具有公益性質的農產品批發市場。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些政策仍需要系統化、具體化，并盡快把一些政策上升到法律層面。區域性的大型批發市場如何規劃，大型城市需要建幾個一級批發市場?幾個二級批發市場?土地、稅收、金融、用地、用電如何支持?都需要更為明確的政策。為此，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條例，或者是農產品批發市場法都需要盡快列入國家的立法計劃，只有“有法可依”，具備可操作性，各類優惠政策才不至于成為難以充饑的“畫餅”。
鄔躍：公益的流通組織也解決不了全部流通價格的問題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如果公益性的話，假設這個流通組織全部是公益的話，那我想可能在平抑價格上只能在中間這個環節，或者說只在市場這個環節上來平抑價格。但實際上從我們這個流通價格來看，流通環節很多是發生在不同環節上的加價的問題，你只解決了市場這一個問題，可能還解決不了全部流通價格的問題。所以我就建議，除了我們的公益性之外，還應該在不同的環節上研究，到底哪些環節是多余的，或者說哪些環節我們能不能夠通過一些組織化，規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