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話題像遺產稅一樣，能立刻喚起公眾對死后財產去向的憂慮。因為遺產稅制度一旦確立，意味著個人財富不能全數遺贈后人，而是將部分進入公帑。引起公眾心理焦灼的是，遺產稅究竟是調節社會貧富的“德政”，還是對私人財產的“合法掠奪”。

　　在中國，遺產稅的腳步聲似乎越來越近。據國務院參事、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透露，征收遺產稅的條款將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草稿，這或許說明，在不久的將來，遺產稅將真的敲響富裕家庭的大門。

　　腳步聲近

　　遺產稅是一種古老的稅種，可溯及古埃及和古羅馬。400年前，荷蘭確立了現代法律意義上的遺產稅。

　　在中國，1938年南京國民政府曾頒布《遺產稅暫行條例》。新中國成立伊始，1950年頒布的《全國稅收實施要則》中列有遺產稅，但因富裕階層當時已然消失，也就沒有開征的必要。

　　改革開放后，允許社會財富在市場中流動，貧富分化日益凸顯。在這種情況下，開征遺產稅進入國家議事程序。1997年中共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提出“開征遺產稅”，2004年公布了《遺產稅暫行條例(草案)》，2010年對此《草案》進行了修訂補充，但未改變《草案》屬性。

　　去年11月，深圳市統戰部長張思平在公開場合透露，深圳將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之機，試點征收遺產稅，引起一片嘩然。深圳保險機構借機大做文章，宣傳買保險避稅。很多富豪為了逃避交遺產稅，開始大量購買保險，一時涌現出令人咋舌的天價保單。一位不到40歲的富商投保了一張1.7億元的巨額保單，動機就是為了規避遺產稅。試征遺產稅消息傳出不到一個月，深圳保險機構的大額壽險業務量較前提升了三分之一。今年1月，深圳市長許勤急忙澄清，指“深圳將試點遺產稅”一說是“空穴來風”。

　　然而，僅僅過了兩個月，來自北京的一則報告，在征收遺產稅傳言的熱火上又澆了一勺油。3月2日，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發布了《遺產稅制度及其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啟示》發布中期成果報告。該報告認為，推進遺產稅改革的時機已成熟，條件也已基本具備。

　　報告指出，在世界上188個國家中，有114個國家已開征遺產稅，美、日等國近年來加大了對遺產稅的征收力度。遺產稅作為財產稅的一種，可鼓勵后代自強自立，縮小貧富差距，促進資源有效配置，維護市場平等競爭。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報告認為我國已具備開征遺產稅的時機和條件。據保守估計，在中國高收入群體中，資產總量在一百萬元以上的富人超過一千萬，他們的財富將成為遺產稅的稅基。

　　報告提出了遺產稅的起征點為500萬元。其計算方式參照個人所得稅的高收入人群，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三口之家年收入為36萬元，15年即為500萬元。

　　報告分析稱，現代市場經濟國家遺產稅收入一般可達稅收總額的1%~2%。鑒于我國此項改革是從無到有，按遺產稅收入達稅收總額的2%計算，2012年我國稅收收入超過10萬億元，此項即能增收2000億元。

　　廢立爭議

　　在中國征收遺產稅，必先解決的理論前提是財產私有制，遺產是財產私有制的產物，在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進行了30年之后，這個長期糾結的問題已經隨著個人財產所有權的確立而化解。現在的專家學者談起遺產稅的意義，已經無須尋找政治正確的合理性，而是直奔公平和效率的主題。

　　應不應當征收遺產稅，亦落腳在公平和效率這兩個問題上。支持遺產稅的人表示，遺產稅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社會公平。一個人的財產，是他個人所有，同時又歸社會所有，在他離去后，全部傳承給他并沒有對創造財產付出的后人不太公平，而假如征收遺產稅，可以將其中的一部分財產交還社會，體現了一種社會公平。此外，遺產稅也體現了效率原則。因為富人的后代并不一定會將繼承下來的財富在再生產中創造財富，將之交還社會還有可能創造更多的財富，惠及大眾。

　　而反對遺產稅者則認為，遺產稅是對私人產權的侵犯。對遺產稅持批判觀點的經濟學者胡釋之表示，文明的政府應對私人財產加以保護，而非強制充公。“沒有對私人財產的尊重，就沒人敢在活著的時候進行儲蓄和投資，沒有對私人遺產的尊重，就沒人敢對死后的事業進行儲蓄和投資，這(財產稅)顯然對所有人都是災難。”他說。

　　胡釋之的極端觀點固然和者甚寡，但是這種邏輯卻容易引起公眾共鳴。征收遺產稅主要有兩項功能，平衡貧富分化，增加財政收入。在現實中，后者會被認為是假法律之名對私人財產的掠奪，尤其是在一國財政收入吃緊的時候。上溯到古埃及，法老為了修建金字塔和對外戰爭，國庫空虛，遂征收遺產稅以充國帑。我國目前養老金缺口日漸擴大，此時征收遺產稅，就有人揶揄道：“每年多收2000億遺產稅，正好彌補養老金虧空。”

　　在現實中，世界各國和地區對遺產稅的態度亦十分糾結。2005年，香港在施行遺產稅90年后，停止了該稅種的征收，理由是“吸引投資”。盡管取消遺產稅令香港政府每年減少15億港元的收入，但香港面臨的更嚴峻問題卻是，富人為了規避遺產稅，會將資金轉移到不征收遺產稅的國家，于是，經濟全局的效率考量暫時占勝了社會公平。

　　美國1797年首次征收遺產稅是為了充實海軍軍費，于1802年廢止。南北戰爭時又重新開征，戰爭結束后又被廢止。1916年又開始征收。2001年小布什曾廢除遺產稅1年，但遭眾議反對，次年又恢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反對廢除遺產稅者，都是諸如比爾·蓋茨的父親、沃倫·巴菲特、洛克菲勒等富豪。他們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聲明，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遺產稅，“取消遺產稅將使美國百萬富翁、億萬富翁的孩子們不勞而獲，使富人永遠富有、窮人永遠貧窮，這將傷害窮人家庭。”

　　中國難題

　　在世界各國，遺產稅都屬于小稅種，僅占稅收總額的1%~2%。但由于稅制復雜，征稅成本較高，歷來存在爭議。

　　天津財經大學的劉北辰教授表示，遺產稅是美國公認最復雜的稅種，僅遺產稅納稅申報填寫說明書就有20多頁，納稅報表有40多頁，兩者合計共60頁，正確填寫需要一個月。所以大多數納稅人都聘請專業人員來完成納稅申報。復雜的稅制提高了征稅成本，以1998年為例，遺產稅收入為230億美元，而征稅成本為480億美元，其成本高于稅收收入250億美元，可謂得不償失。

　　不僅美國如此，英國、日本、德國等也面臨這一難題，可謂是一個世界性難題。而關于征收成本難題，近年來只有一個特例：臺灣當年僅對臺朔集團創始人王永慶一人征收的遺產稅，即完成全臺灣一年的遺產稅征收目標。王永慶遺產總額為600億新臺幣，扣除夫妻一半剩余財產的免稅額后，遺產凈額度為200億。按照當時50%的最高稅率，繳納100多億新臺幣。而當年臺灣編列的遺贈稅預算只有62億新臺幣。這種特例并不多見。在美國和歐洲，富翁的大部分財產在生前就捐贈出去，或在去世前3-5年以贈與的方式轉贈他人，以規避征稅。

　　現在看來，中國大陸同樣面臨征收成本高的難題。劉北辰建議中國采用總遺產稅制，不宜單獨設立贈與稅。總遺產稅制采用“先稅后分”，即先繳稅，再分配稅后遺產，可減少征稅成本，便于征收管理。而單獨設立贈與稅要有完善的財產登記制度，財產評估制度，財產監控體系作為依托，而在中國是無法在短時期完善上述制度的。所以不應單獨設立贈與稅，而應將其并入遺產稅中。

　　在研究者看來，中國開征遺產稅所面臨的復雜性，甚至大過美國。劉北辰表示，美國現行遺產稅的現狀提醒我們，盡管在理論上可以建立一個合理的遺產稅制，但在實際操作中，有很多問題是難以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不動產的轉移難以核查。盡管美國有較完善的財產登記制度，但轉移不動產的問題在美國也沒有解決好。相比之下，中國尚未建立較好的財產登計、財產評估和財產監控體系，對不動產的稅前監控更是難上加難。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亦曾表示，“遺產稅近期不能實現的原因，首要一點是中國個人收入透明度不高，政府難以掌握。”

　　而因為中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富裕程度不一，遺產稅免征額的設定，也很難“全國一盤棋”。4月5日，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表示，遺產稅是世界各國普遍認為征收難度很大的稅種之一，我國提出遺產稅的時間很短，目前還沒有“時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