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北仙桃西流河鎮的周灘村,本應是稻花飄香、荷花爭艷的美景時節,村民周學斌卻愁得很:今年元月份要收魚的時候,碰上了上游企業大量排污,污水溢進了魚塘,把魚都毒死了。今年夏天干旱,溫度很高,被污染的河水出現藍藻,魚兒又翻塘了。
由于上游工業園排污,西流河鎮的河里溝里長滿了水藻、水葫蘆!耙坏较奶鞖鉁厣,這些東西發瘋般地長!贝迕駛兏嬖V記者,西流河鎮內建有仙桃市化工產業園,其上游還有鄰市潛江的經濟發開發區,都是以化工業為主的產業。
半月談記者在潛江經濟開發區附近村子看到,農民的房前依然是菜園子,房后仍然是池塘子,站在堂屋里就能看到廣袤的綠色田園,但是空氣里充滿了嗆人的氨氣,緊閉窗戶的床單上仍有黑灰,綠色的菜葉上落滿了煤灰……一些村民不得不搬離家園,村子也成了當地有名的上訪村,村民多次跟廠方及當地相關部門發生沖突。
化工企業扎堆涌入中西部地區,也把污染帶到了鄉村。在陜西商洛市商州區賀嘴頭村,造紙廠、酒精廠、金屬化工廠擠在一個村子里,河水被造紙廠染紅了,吃的地下水變渾了,多年的環境惡化還使得當地成了有名的“癌癥村”。
多重原因致污染轉移
在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過程中,對生態環保要求高的地區必然容不下高污染高耗能企業,這些產能轉而進入門檻低、監管弱的地區,這是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必然出現的“擠出效應”。
華中科技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說,一些存在污染隱患的項目進不了大城市,就去小城市,進不了小城市就下鄉鎮。這種工業污染“梯級轉移”的行為亟須引起警示。
農村污染上訪案頻發的事實告訴人們,近幾年落戶小縣城、小鄉鎮的企業仍然重復著粗放式的發展模式:透支“環境紅利”,換取GDP的增長,將來再回過頭治理污染。
湖北社科院馮桂林研究員表示,這里面首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沖動強烈,而吸取教訓的動力不足。工業化仍然是地方GDP的主要貢獻者,如果提高環境進入門檻,那么招商項目就到別的地方為競爭者作貢獻了。在小縣城、鄉鎮、農村群眾環保意識和維權意識尚不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就傾向于對一些偷排企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其次,投入環保措施,增加經營成本,企業動力也不足。政府對于重視環境保護的企業往往只有“口頭表揚”,沒有實際的支持。在“劣幣驅逐良幣”的競爭規則下,企業環保投入動力不足。
第三,農村監管薄弱,甚至存在盲區。賀雪峰表示,目前與農村環保相關的環保、水利、國土、農業等部門都在城市,農村還沒有這樣的監管機構常駐。這樣導致農村仍然是“污染—上報—監督”的事后監督模式,很難對這些工業園區或者工礦企業形成常態化的監管!吧倭似匠5耐,撓個癢癢式的處罰更打折扣。”
完善監管體制,提升問責級別
馮桂林表示,環保違法成本低,要加強環保違法關聯處罰,即追究相關政府領導,包括地方政府一把手的連帶責任。比如,招商引資進來的企業,如果后來涉及嚴重的環境污染,那么當初負責引進項目、項目監管的相關領導和一把手,都應進行法律問責,而不光是影響他們的業績考核。
“很多污染項目上馬,背后真正的推手是一些政府官員,所以必須對黨委和政府設置環保高壓線。企業有多大責任,官員就要負多大責任!瘪T桂林說,只有把項目落戶涉及的企業和政府官員都納入問責機制,才能堵住污染漏洞。
另外,完善工業項目審批機制,改變以往政府一家說了算的現象。馮桂林建議,引入第三方機構,由當地民眾組成的代表一起對項目進行評審,要關注企業有沒有解決污染的能力和技術,有就可以放行,沒有就拒之門外。
與此同時,加大對環保型企業的鼓勵和支持力度,加強對農村地區環保監管。對于中西部地區調結構、轉方式的環保型企業、環保新技術、新項目,應當加大支持力度。賀雪峰說,保護環境不應該有城鄉差別。在資金和環保投入都集中在城市的時候,農村環保更應該引起關注,要向發展薄弱的農村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