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財經國家周刊》獲得的信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可能會在9月底掛牌,也就是說，會在令人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掛牌。
整個8月，媒體都希望獲得這一方案的具體細節。繪聲繪色的傳聞，業界分析師的爆料，大都透出對一場特殊優惠政策“盛宴”的期待。
《財經國家周刊》與瞭望智庫的聯合調研小組獲悉，上海自貿試驗區遠非再建一個自貿“園區”那樣簡單，也絕不會是一場“優惠政策盛宴”，而是新一輪系統性、深層次改革的開啟點。其意義之深遠，不亞于當年的深圳特區設立與浦東新區的開發開放。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1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隨后一項議程，就是聽取上海自貿區籌備工作匯報。
至此，上海自貿區已呼之欲出。
從8月初開始，《財經國家周刊》和瞭望智庫的聯合調研小組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對上海自貿區進行調研，8月24日，瞭望智庫又聯合新華社相關單位、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在上海召開專家、企業家內部座談會，聽取各方看法，還原決策邏輯。
讓調研小組感受深刻的是，上海自貿區的誕生過程，是中央與地方在改革上的一次成功呼應；而其所要應對的問題，則是探索中國下一個十年乃至更長時間內，建設成熟市場經濟的基礎，以及與新一輪全球化互動的規則。
總書記調研“深化改革”
上海自貿區出臺的大背景，離不開最高決策層頻繁使用的“深化改革”這一關鍵詞。
7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武漢市主持召開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會，征求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見和建議。他強調，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激發和凝聚社會創造力。
人們注意到，上海市市長楊雄出現在發言者的名單中。此前，上海自貿區的概念已公開提出，大框架在醞釀之中。
在聽取了大家發言后，習近平指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對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我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需要解決的問題十分繁重。
習近平從6個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調查研究的重大問題。這6個方面，被輿論解讀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定調”。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強調，全面深化改革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必須堅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堅持深化改革的正確方向、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識、注重深化改革的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各項改革。必須充分認識改革面臨的矛盾和困難，增強與時俱進、攻堅克難的勇氣，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新華社就這次會議所發的新聞通稿里，有一整段留給了上海自貿區：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從國內外發展大勢出發，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對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管理模式創新、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具有重要意義。國務院要加強領導，上海市要精心組織實施，有關部門要大力支持，努力把試驗區建設好、管理好，發揮示范帶動、服務全國的積極作用。
將上海自貿區定調為“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其重要意義，不言自明。可以認為上海自貿區，已成“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落腳點、先手棋。
總理履新第一站
“上海自貿區是否會影響到香港地位？”“能否和前海做一個比較？”這一個月來，王新奎需要反復對媒體解釋，這些問題均是沒有理解上海自貿區本質的反映。
王新奎現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理事長，他全程參與了上海自貿區方案設計的前前后后。
“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向媒體解釋，自貿區是國家的戰略，不是索取特殊政策優惠，而是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不僅僅是開放，更重要的是以開放促進改革。”王新奎說。
今年年初，方案的名稱還叫《上海自由貿易園區建設總體方案》，而國務院原則通過的草案，則改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其間的幾輪互動，折射出地方的創新愿景與中央改革整體設計的接力。
今年3月28日，李克強在全國“兩會”之后，將覆新后的第一站調研放在了上海。李克強總理說：“中國走到了這一步，就該選擇一個新的開放試點。上海完全有條件、有基礎實驗這件事，要用開放促進改革。”
李克強指出：“30年前，波瀾壯闊的改革首先是從沿海開放的經濟特區帶動的。今天看來，用開放促進新一輪改革，依然有很大的空間和動力。而在這種開放的過程中，改革將釋放巨大的制度紅利。”
此前“自由貿易園區”的設想已醞釀多年，上海市適時向李克強進行了匯報。而“試驗區”的提法，就是李克強加上的。
試驗區，試什么？一些企業期待有更多的“優惠政策”出臺。上海市市長楊雄直接了當地說過：“上海不是要政策，而是要改革。”也就是，上海自貿區的實質與深意，是“改革”二字。
國際上，奧巴馬政府跨太平洋和大西洋，推出了東西兩個自由貿易協定。王新奎等學者對此判斷，是全球投資規則框架正在加速形成，向著構建全球“經濟憲法”層次發展。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該積極對接全球化的新趨勢與新規則，培育全球競爭的新優勢，構建國際合作的新平臺，拓展長期增長的新空間。
新的格局之下，國際戰略和國內改革的銜接需要一個“先行先試”，特別是在投資體制和審批制度層面，需要進行大力度的改革。從6月份開始，決策層的考慮日漸清晰。7月3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會議原則通過的方案名稱中，“上海”變成了“中國（上海）”，即“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一周之后，汪洋副總理出席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上海自貿區的設計為支持，在實質性啟動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上取得重大突破。聯合成果說明承諾：“在試驗區試行新的外資管理模式，營造各類國內外企業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并在投資準入的各個階段，采用公平待遇加上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
此前社會議論的熱點之一是范圍，是28平方公里還是浦東抑或更大。按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的看法，這還是沒有從此前“要政策”、建設“發展極”的思路中轉變過來，“上海自貿區不應是實體范疇的概念，是一個規則的概念。”袁志剛認為，未來上海所要承載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期待，不是自己的貿易吞吐或GDP有多少，而是能否吸引天津、湛江乃至釜山、鹿特丹，愿意選擇按上海自貿區版本的規則營商。
國務院在8月22日正式批準設立上海試驗區后，緊鑼密鼓推進的就是法律授權程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授權，在上海的試驗區域內，暫停實施“外資三法”，交由地方先行探索擬定。一言以蔽之，上海要建的不是搶別人貿易便宜的“小灶”，而是為國內提供法律、規則等公共品“改革實驗室”。
至此，上海試驗區的兩大使命已經顯現：一是以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修復企業和市場的效率基礎，完成向成熟市場經濟的轉型；二是服務于中國下一步的全球化戰略，參與全球價值鏈和投資規則的重構，促進從傳統經濟到新經濟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