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代號為“培根”的爆料人向本報記者提供了四份材料，舉報世界醫藥巨頭法國賽諾菲公司(Sanofi，歐洲證券交易所股票代碼：SAN；紐約證券交易所[微博]代碼：SNY)，在2007年11月前后，向中國北京、上海、杭州及廣州的79家醫院，503位醫生，借“研究經費”(“研究者費”)名義，支付約169萬元的費用。

　　這些舉報材料還顯示，在這79家醫院之外，賽諾菲還向北京地區的另外5家醫院，共43位醫生，每月通過現金報銷、禮品贈送等方式，輸送利益兩萬多元。

　　在與記者的多次通信中，爆料人“培根”始終回避自己的身份。賽諾菲的數位前員工對記者表示，“培根”可能是，或至少曾是賽諾菲中國公司的高層職員。

　　“一般的醫藥代表，只能掌握自己負責醫院的信息；本城市的信息，只有在開會時，由區域負責人口頭通報，書面材料都無法掌握。而能夠得到北京、上海、廣州及杭州四市信息的，基本只可能是中國總部的較高級別職員。因為北京、上海、廣州，肯定是劃作了不同的大區，該大區的經理也難以掌握其他大區的數據。”

　　“培根”亦稱，一個醫藥代表最多就負責兩三家醫院，在若干個醫藥代表之上，還有負責的銷售區域經理。他提供的材料，僅僅是“冰山一角”。即使是北京，也還沒有把所有的北京大醫院和二級醫院全包括進去。如果全部統計到的話，會更加“觸目驚心”。

　　8月初，賽諾菲公司回應記者稱：公司非常重視這一事宜，并已啟動相應工作程序進行核實。目前，賽諾菲尚不能確認舉報所指的事宜。

　　169萬疑似“研究經費”

　　總部位于法國的賽諾菲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醫藥公司之一。2013年7月出爐的《財富》雜志世界500強排名中，賽諾菲位于第219位，在醫療行業中，僅次于強生、輝瑞、諾華、羅氏和默沙東(默克)，排名第6位。賽諾菲在30年前即在中國開設辦事處，目前在中國擁有超過6500位員工。

　　“培根”提供的舉報材料，匯總完成于2007年11月，集中反映了賽諾菲兩種藥物——“安博維”(厄貝沙坦片)、“安博諾”(厄貝沙坦氫氯噻嗪片)的銷售及“回扣”等情況。“安博維”，2000年在中國內地上市，用于原發性高血壓的治療；2007年，獲得當時的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2013年升格為總局)批準，增加了一項新的適應癥，即“合并高血壓的2型糖尿病腎病的治療”。

　　“安博諾”，2004年在中國內地上市，同樣用于治療原發性高血壓，及治療單用厄貝沙坦或氫氯噻嗪不能有效控制血壓的患者。

　　最常見的“安博維”和“安博諾”，均為7片/盒，每片150mg。患者需要每天服用至少一片。根據國家發改委在2007年1月的定價，這種規格的“安博維”每盒37.4元，“安博諾”每盒44.2元。價格執行至今。

　　“培根”提供的舉報“材料一”，名為“i-targe付款情況”，內容顯示：賽諾菲公司向位于北京、上海、杭州和廣州的79家的503位醫生，支付總計為169.088萬元的費用(具體請見本版“相關”部分)。

　　根據材料的“付款信息”備注可看出，這些費用的名目是“研究經費”。賽諾菲公司支付給醫生們的標準是，每個病例80元。對于每位醫生的費用，有的是一次性付款，有的則是分批次付款。

　　最多的一位，是北京積水潭醫院心內科某醫生，上報“回執例數”140例，得款11200元；最少的是北京協和醫院一位醫生，上報僅1例，得款80元。

　　記者核對了材料中所提及的500多位醫生的姓名，除個別書寫錯誤外，基本均有其人，而且集中在各自醫院的“心內科”。時至今日，這些醫生，絕大多數仍然在崗。記者隨機選取了其中幾位醫生，向他們征詢此事，但沒有得到回應。

　　幕后“調控”藥品銷量

　　在“材料二”中列出，在2007年5月，賽諾菲給北京航天總醫院等5家醫院其中27位醫生開出了預算，總金額4150元，實際支出4200元。支出的名目有購物卡、購書卡、辦公用品、餐劵、食品、吃飯及科室聚會吃飯(科會)等。

　　同時，賽諾菲也明確了“銷售目標”，“安博維”要“銷售”給170位病例，“安博諾” 260例。實際成果如何？當月，安博維“銷售”出了350位病例；安博諾銷售出了300位病例，都超出了預期目標。

　　從2007年5月至10月，五個月的時間里，賽諾菲對這5家醫院的40位醫生(普仁醫院實際有3位醫生沒有產生費用)，總計預算為2.77萬元，實際支出為2.765萬元。

　　“安博維”計劃銷售2445盒，實際銷售出3415盒；安博諾計劃銷售2995盒，實際銷售2600盒。

　　舉報“材料三”，是安博維和安博諾，在北京豐臺醫院、北京電力醫院和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這三家醫院的銷量統計情況，并分心內科、內分泌科、腎內科及高干科等科室單列。

　　具體而言，比如豐臺醫院，2007年第三季度，平均每月有15位心內科大夫，為65位病人開出了“安博維”，平均每月總銷量為300盒。

　　對于第四季度，賽諾菲希望能在這一科室，平均每月開出“安博維”處方的醫生增加到23位，買藥的病人增加到85位，每月總銷量達到400盒。

　　“安博諾”方面，豐臺醫院心內科，在2007年第三季度，平均每月有13位醫生，為230位病人，開出了1000盒“安博諾”。

　　賽諾菲希望在第四季度，平均每月有16位醫生，為250位病人，開出1100盒“安博諾”。

　　“材料三”還顯示：在2007年第三季度，“安博維”于上述三家醫院，總計銷售出約6066盒，平均每月為2022盒。

　　同一時間段里，“安博諾”在豐臺醫院銷售出5289盒，平均每月1763盒。

　　舉報“材料四”，是一張空白表格，為“處方醫生信息表”，內容包括：醫院名稱、科室名稱、醫生姓名、醫生在當前崗位的時間、該醫生每月門診量多少、“產出情況”(該醫生每月的處方量)、“投入情況”(銷售費用)、給高處方醫生組織的活動情況。

　　不過，舉報“材料三”和“材料四”，沒有賽諾菲公司向醫生或醫院付出“費用”的記錄。

　　借研究變相行賄？

　　記者發現，舉報“材料四”有“PMS”的注釋。包括賽諾菲前醫藥代表在內的多位外資藥企員工，對記者解釋，所謂PMS，在此處的全稱是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即上市后臨床監測，也可等同于“上市后臨床監測費用”，或IV期臨床費用。這與舉報“材料一”的“研究費用”，意思相同。

　　賽諾菲公司對記者稱，賽諾菲公司會對旗下藥品開展IV期臨床試驗，參與試驗的醫院和醫生由公司醫學部按標準遴選。參加臨床試驗的醫生為此需要開展許多工作，試驗過程中必須收集并核實患者數據，必須參加研究會議，并且提供研究報告。在公司管理的臨床試驗中醫生可以因其付出的勞動而獲得報酬，這被稱為“研究者費”。

　　賽諾菲公司同時介紹，“安博維”和“安博諾”在中國上市后，進行了三個IV期臨床試驗，分別是：2003年-2004年，“厄貝沙坦氫氯噻嗪復方片劑IV期研究：中國患者高血壓治療”；2006年-2008年，“厄貝沙坦在2型糖尿病高血壓伴微量白蛋白尿的研究”；2008年-2009年，“厄貝沙坦氫氯噻嗪復方片劑治療中國中重度原發性高血壓的療效和安全性研究” 。

　　賽諾菲同時稱，這三項IV期臨床試驗的學術成果都已提交科學雜志，大部分已公開發表。

　　從時間上看，與舉報材料吻合的有一項：2006年-2008年，“厄貝沙坦在2型糖尿病高血壓伴微量白蛋白尿的研究”。

　　記者查詢了這項試驗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信息，這項在中國進行的臨床試驗，的確進行了注冊；然而，在試驗設計環節，沒有提到參與試驗的醫院、醫生等信息，也沒有樣本病例數，同時，研究成果未曾公開發布(No Study Results Posted)。

　　同時，記者還查詢了中國論文數據庫，其中確有數篇醫學論文，與“厄貝沙坦在2型糖尿病高血壓伴微量白蛋白尿的研究”相關。但是無論是作者，還是作者所在的醫院，均不在舉報材料之內。

　　賽諾菲公司也沒有回答本報記者關于這些試驗參與的醫院城市分布及醫院數量，樣本病例數，“研究者費”標準和總計支付了多少“研究者費”等問題。

　　對此，爆料人“培根”向記者表示，此類虛假的“研究費”，與“虛假的講課費”類似，都是“行賄由頭”，實質就是醫生開藥的“回扣”。

　　包括前賽諾菲員工在內的多位外資醫藥企業代表，對記者也證實，以“研究費”，或曰“病例觀察費”名義，向醫生輸送利益的做法，非常普遍。其目的，就是為了“規避各自公司的‘合規’要求”，但擺脫不了“商業賄賂”的嫌疑。

　　有醫藥代表還稱，有部分醫生，會比較認真地填寫“病例觀察”表格；但多數都是敷衍了事，因為這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交易”。有些關系好的醫生，甚至要求醫藥代表幫忙填寫。

　　甚至，有個別醫生申報和填寫的病例數，明顯超出其能力范圍，如前文提到的積水潭醫院某醫生，一次申報140個病例。“明知他可能在作假，我們也只有認賬，因為一般不敢得罪這些醫生。”

　　對于為什么要如此輸送利益，受訪的醫藥代表們回答，“很簡單，如果不給錢，醫生們就不會開我們的藥。”

　　高血壓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常見的疾病之一。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王麗敏等人的研究顯示，在2010 年中國成年人中高血壓患病率高達33.5%，估計患病人數達到了3.3 億。

　　與此同時，在中國，當前治療高血壓的藥物多達百種以上，無論是“安博維”還是“安博諾”，都不是“不可替代”的藥品。即使是同一通用名下的藥品，厄貝沙坦片和厄貝沙坦氫氯噻嗪片，中國也早已有多家國產仿制藥上市。

　　拋開專利保護權和藥效等問題不論，這些國產厄貝沙坦片和厄貝沙坦氫氯噻嗪片的價格，僅為賽諾菲產品的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