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響人類生活的諸多創新活動中，企業的能量不可替代。據統計，從17世紀到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們確認改變人類生活的160種主要創新，80%以上是由企業完成的。可以說，企業是調整產業結構、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生力軍，在各國經濟發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世界創新大潮的豐富事實說明，國家的競爭越來越體現為企業創新能力的競爭……
品牌濃縮企業創新力
據聯合國工業計劃署統計，世界各類名牌商品約8.5萬種，在世界市場商品中占比不到3%，但市場占有率達40%，銷售額占比超過50%，個別行業(如計算機和軟件)占比超過90%。世界經濟強國依靠提高產品質量和品牌信譽不斷增強競爭力，擴大市場份額和獲取更多利潤。
1980年，美國頒布《史蒂文森——懷勒技術創新法》，使技術創新和質量提升更加緊密結合，1987年頒布“國家質量振興法案”，設立鮑德里奇國家質量獎；德國政府通過“以量質推動品牌建設，以品牌助推產品出口”；1949年，日本內閣通過《關于產業合理化》決定，制定并嚴格監管工業品的規格和質量標準，這一政策的實施直接將質量提升擺在與產業結構調整并重的位置。實行“質量強企”政策，推動企業必須依靠創新和技術進步保證和提升產品質量，促進產品開發和品牌建設。迄今，最具競爭力大企業和著名品牌仍主要集中在美國、德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據統計，2011年世界品牌500強排行榜上，美國占239席，德國占43席，日本占41席，中國占21席。
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跨國公司進行跨越國家和地區界限的生產要素和資源優化組合，從全球獲得超額利潤。2007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三位學者發表研究報告介紹，美國蘋果公司開發的媒體播放器iPod每臺售價299美元，蘋果公司沒有生產線，美國獲得設計、專利和營銷收入163美元(其中蘋果公司得到80美元)；零部件和運輸等費用132美元(其中日本東芝等公司獲得93.39美元)；中國得到四美元(其中組裝費三美元)。美國三位學者指出，創造iPod真正價值的不是零部件和勞動力，而是它的概念和設計，“這就是為什么蘋果公司能夠成為整個供應鏈中最大受益者的原因。蘋果公司并不是iPod的制造者，而是創造者，這才是最重要的。”1973年4月3日，世界上第一個在紐約使用手機的馬丁·庫珀曾說：“我們當時就知道，有朝一日，每個人就會有一部(移動)電話。”40年來，手機發展日新月異、急劇增加。2012年10月聯合國發布的電信業報告顯示，全球手機用戶已超過62億戶。但是，利潤卻由少數跨國公司和國際著名品牌占有。2011年，中國電子信息百強企業實現利潤138億美元，約為蘋果公司337.9億凈利潤的41%。在2012年第四季度全球銷售智能手機中，三星占29%，蘋果占21%，中興、華為和聯想等五家中國企業占19%。但是，全球手機市場超過90%的利潤被蘋果、三星等企業收入囊中。
芯片是信息產業的核心，是計算機、手機等整機設備的“心臟”，被形象地比喻是一個國家的“工業糧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技術評論》雜志公布的2013年10項改革性的技術創新之一是“記憶芯片植入大腦”，可以長期改善記憶力，非常適合治療心血管疾病、腦溢血和阿爾茨海默氏癥患者。近十年來，中國芯片產業發展迅速，但有兩個弱點，一是多以中小型企業為主，500多家設計企業總規模之和不及美國高通公司收入的一半；二是芯片制造企業多為代工廠，由于缺乏自主創新，占領的大多數是中低端市場。關鍵設備、原材料等長期依賴進口，許多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由于芯片產品的90%依賴進口，每年進口額高達1500多億美元，超過石油進口額，成為第一大進口產品。
若以數量比較，中國已經是汽車生產大國。銀河證券公司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內36家主要乘用車公司產能由2010年的1173萬輛增至2013年的2065萬輛，擴張幅度達到76.04%。在這四年間，自主品牌產能從582萬輛增至1024萬輛，增幅達75.95%。但是，自主創新能力和品牌知名度仍不太高。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副秘書長羅磊介紹，從目前中國汽車消費結構來看，豪華車與中高級轎車基本由國外品牌控制。2012年在中國轎車市場獨領風騷的仍是德國大眾，銷量達210.9萬輛，在華銷售的每五輛汽車中就有一輛是德國品牌。據北汽國際有限公司總裁董海洋2013年4月底介紹，到目前為止我們90%的核心零部件仍控制在外資手里，中國大多數自主品牌仍處于市場的低端，隨著合資和進口品牌車型的不斷豐富，網絡布局不斷延伸，自主品牌的市場空間也在逐步被擠壓。
品牌建立以企業產品為起點和基礎，主要依靠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維護產品質量和堅守誠信；政府主要是通過建立企業、質量、品牌等法規，積極完善企業品牌支持政策，大力支持企業創新和品牌建設；民眾應積極支持本國品牌。
世界創新舞臺耀眼角色
世界創新史表明，科學家的發現和發明，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往往要通過企業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很多對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生活有重大影響的創新和品牌，不是個人成就，而是“產學研”合作的產物。
人類第一次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標志是蒸汽機，而蒸汽機的誕生和應用就是“產學研”合作的成果。17世紀發生的科學革命已經提出“用火提水的發動機”原理，D·巴本、T·紐可門制出蒸汽機原型，斯密斯為提高蒸汽機效率做了大量改進實驗，寫出130個實驗報告。在格拉斯哥大學承擔紐可門蒸汽機修理工作的瓦特發現，蒸汽機效能低的原因是汽缸冷卻與加熱中浪費80%的熱能。格拉斯哥大學教授布萊克提出了解決汽缸冷卻加熱耗能問題的理論，即氣體與液體轉換時可大量吸收、放出熱而溫度不變的原理———“潛熱”現象。在這些條件和基礎上，瓦特產生了利用潛熱原理把冷凝器拿到汽缸外面來提高工效的想法，經過反復驗證，瓦特在1781年成功地發明了高效能蒸汽機。1785年能夠開始生產蒸汽機，也是多方合作的結果，其中包括：瓦特到火炮軍工廠找到發明鏜床的威爾金森解決汽缸與活塞加工不精密、漏氣嚴重的問題，從而克服了加工工藝難點；瓦特求助于企業家丁·羅巴克給予資金支持，企業家M·布爾頓邀請瓦特到工廠工作，建成布爾頓—瓦特商會，專門加工制造蒸汽機，并在企業家威爾金森的廠里試用成功，1800年實現產業化生產。繼英國之后，歐洲大陸、美國和日本等國全力推廣蒸汽機，包括火車、輪船等，都因有蒸汽機帶動而飛速運轉，整個工業生產和社會生活面貌大為改觀，從而“改變了整個世界”。
電力技術革命起源于歐洲，完成在美國。1866年，德國維·西門子發明電機后曾在寫給他弟弟的信里說：“電力技術很有發展前途，它將會開創一個新紀元。”繼西門子發明電機之后，1876年貝爾發明了電話，1879年愛迪生發明電燈，這三大發明照亮了人類實現電氣化的道路。1882年愛迪生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發電廠，1888年，愛迪生的助手特斯拉和威斯汀豪斯分別制成交流電動機和變壓器，與已經發明的交流發電機相接，建成交流電傳輸系統，1889年金融大亨摩根參加了愛迪生的電氣公司，使美國的電氣化步伐加快。宋健主編的《現代科學技術基礎知識》一書中介紹：“美、歐、日超大型電力系統、以電為中心的超大型聯合企業和國家電氣化計劃紛紛建立和籌劃。世界范圍內興起的電氣化熱潮，使人類迎來了‘電氣化世紀’，完成了第二次技術革命。”
人類早已發明和使用多種計算器，計算速度和效率不斷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需要進行系統彈道計算，但即使使用電動機械計算器也要耗費相當的人力和時間。1944年，美國阿伯丁彈道研究室的格爾斯坦中尉和莫爾學院電工系的莫克萊共同提出了“電子計算機裝置邏輯結構初探”的報告，由美國國防部門組織ENIAC計算機研究小組，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美籍匈牙利數學家馮·諾伊曼參加了這項研究工作，他在邏輯設計、可靠性問題、儲存功能和自動機的構造等計算機理論方面，做出了許多開拓性貢獻。因此，1946年美國制成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ENIAC之后，人們稱馮·諾伊曼為“計算機之父”。
計算機的誕生和應用，開辟一個計算機科學技術的新紀元，拉開了信息技術革命的序幕。
美國聯邦政府擁有720多家實驗室，3500多所大學，其中公益類科研機構主要集中在150所研究型大學，美國大學還設有6000多個院系實驗室。在30多萬家企業中，有2226家跨國公司，美國私人工業企業共有兩萬個實驗室，還有5000個擁有眾多專職研究人員的獨立研究所。美國依靠實驗室多、研究機構多、著名大學多和企業多等優勢，曾進行過舉世矚目的登月工程大會戰。麥克·哈特在《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一書中對美國在1969年實現阿波羅飛船載人踏上月球表面的評價是“肯尼迪總統之所以被收入這個排行榜的原因之一，他是制定阿波羅11號飛船載人登月的主要負責人……美籍德國火箭專家馮·布勞恩研制的火箭把飛船和宇航員送到月球表面，雖然布勞恩對推進空間探索作出的貢獻不容懷疑，但實現阿波羅登月計劃的不是一個科學家，而是一群科學家。”據記載，參與實施這一計劃的有成千上萬名科學家、120所大學和研究機構、兩萬多家企業，實際參加者達400萬人。因此，這一計劃的實施被稱為“管理學的革命”案例。
2005年6月28日，歐盟、美國、俄羅斯、中國、日本和韓國代表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達成協議，確定法國南部城市馬賽附近的卡達拉舍為國際熱核實驗堆(ITER)的建造地。這一計劃的目的是從海水中提取氫的同位素用于核聚變反應，從而產生巨大能量。這是除國際空間站外規模最大的國際科技合作項目。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將于2019年在法國開始試驗。如果試驗成功，該項目獲得的數據將幫助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研究團隊設計一個將在2040年前建成2000兆瓦至4000兆瓦的示范性核聚變電站。科學家從一升海水中提煉1/6克氚，其聚變后放出的能量相當于300升汽油燃燒釋放的能量，而且聚變后的產物沒有任何放射性。浙江大學物理系教授盛正卯介紹，從海水中提煉氘技術已掌握，問題是核聚變過程中不能實現可控，一旦實現可控，就將解決世界性的能源問題。有專家預計，到21世紀中葉熱核聚變可能實現商業化，不僅將為人類源源不斷地提供清潔、安全的能源，而且將大大改善生態環境。
一系列創新歷程的啟示是，一個國家要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成為創新型國家，不僅要發揮研究機構、大學和企業的各自獨特優勢，而且要加強三者甚至國際合作，協力攻關大項目和大工程。
人才是企業創新的源泉
湯森路透知識產權咨詢公司2013年4月初發布的最新科研成果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學者發表論文156574篇，僅少于美國學者發表354486篇的論文數，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在全球創新企業百強中，美國企業占47家，歐洲企業占21家，亞洲企業占32家，卻無一家中國企業榜上有名。如何培植中國創新企業和提高創新能力，是中國企業面臨的嚴峻挑戰。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人力資源總量已超過4200萬人，居世界第一位；研究開發人員超過190萬，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人才資源大國不等于人才強國。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率在70%-80%，而中國僅為31.6%。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12-2013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在“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可用度”指標中，排名世界第46位。報告估計，美國81%的工程畢業生可以立刻勝任工作，印度有25%的畢業生可以做到這一點，中國的比例只有10%。
與大學和研究機構比較，中國企業的人才數量和研發能力都有待增加和提高。
一，大企業應有專職研發團隊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技術創新研究中心2013年3月發表該中心主任達雷爾·韋斯特一篇題為《發明與移動經濟》的報告介紹，美國的研究與開發投資約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8%，低于瑞典的4.3%、日本的3.1%和韓國的3.0%，但高于德國的2.5%、法國的2.2%、加拿大的1.9%和英國的1.9%，工業化國家的研發開支約占2.3%。
韋斯特介紹，在美國，私營部門1980年的研發開支已超過聯邦政府開支，在3400億美元的研發開支中，商業公司占66%，聯邦政府占28%。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提供的信息，聯邦政府研發開支占比已從20世紀60年代初的63%左右降至今天的28%，而私營部門研發開支占比從30%增至66%。日本私營部門提供72%的研發經費，在德國，商業公司研發開支占66%，在法國，私營企業研發開支占52%。發達國家的大企業都有專職研發團隊。
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到“十八大”的五年時間里，中國各級科研經費大幅度增加，研發經費已占GDP的1.89%，科研總投資僅次于美國。2011年，企業、政府屬研究機構、高等學校經費支出所占比重分別為75.7%、15%和7.9%。但是，很多大企業卻沒有專職研發團隊。《學習時報》2013年1月刊登壽子琪題為《加快確立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的文章介紹：“目前，上海有大中型企業1700多家，有研發機構的僅為1/3，其中有的研發機構只承擔一些產品和工藝改進工作。”文章提出，要支持行業龍頭企業建設高水平研發機構和重點實驗室。
二，要大力培養領導性帥才
吉姆·科林斯《從優秀到卓越》一書中的研究案例顯示，高瞻遠矚的公司只有5%任用外部人擔任CEO，而在業績相對較差的公司中有30%任用外部人擔任CEO。哈佛大學約瑟夫·鮑爾教授對美國上市企業40年來的回報數據研究發現，CEO來自內部繼任者的平均回報值是1.48，而CEO來自外部繼任者的平均回報值是-0.28。
國際知名獵頭公司海德思哲亞洲及中東區總經理石力介紹，在美國，高管任職時間一般七至八年，在中國，高管在位四到五年已經很不錯了。在中國公司擔任高管的海歸和外國人，普遍面臨適應企業文化的難題，有的干到一至二年就換人了。石力認為，那些擁有名牌大學學歷、在海外留學和工作過、英文流利的人往往有更多機會；那些在本土大公司，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一直干下去的人，也容易具備較強的競爭力。總之，具有本土化與全球化兼備的高級管理人才在中國最吃香。很多本土化與全球化兼備的科技領導性帥才對中國科技發展和創新也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20世紀50年代，華羅庚、鄧稼先等一大批海外留學生回到祖國，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留美20年的錢學森沖破重重阻力，歷時五年才回到祖國。這位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和創新做出重大貢獻的著名科學家說“我在美國前三四年是學習，后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后能為人民做點事，因為我是中國人。”有資料介紹：“目前，中國科學院院士的81%、中國工程院院士的54%、“九五”期間國家863計劃首席科學家的72%，均為留學回國人員。“據統計，截至2012年底，中國以留學身份出國、在國外的留學人員達155.34萬人，其中113.69萬人正在一百多個國家進行學習和研究，95%的留學生集中在美國、日本、英國等15個國家。2008年中國留學生回國人數為五萬人，2011年達到18.62萬人，2012年海歸人數達到27.29萬。據科技部對2008年認定的11622家高新技術企業進行的跟蹤調查，2011年，高新技術企業留學歸國人員、研究生學歷人員分別比2008年增加了42%和58%。
宏觀干預主要是創造公平和包容的創新環境，為那些本土化和全球化兼備的高管和科技領軍性帥才在數以萬計“海歸”大軍中脫穎而出創造條件。
三，提高文化和技術水平
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每年人均創造的增加值)僅為美國的1%，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只是德國的20%。如果把美國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加在一起，在科學或技術崗位上工作的員工比例占33%，略低于荷蘭和德國的34%，高于法國和加拿大的28%。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2013年4月發表專欄作家羅伯特·薩繆爾森的文章介紹，2011年，9.7萬名鋼鐵工人生產的鋼比1980年39.9萬名工人生產的鋼還多10%。
英國《金融時報》2012年10月發表該報美國問題首席評論員愛德華·盧斯評印度企業家維韋克·瓦德瓦新書《移民撤離：為什么美國正在輸掉爭取企業人才的這場全球競爭》的文章介紹：“硅谷的新創企業有一半以上是由一位印度或中國出生的企業家創辦或與他人合辦的，在那里的移民大學畢業生每增加1%，專利就增加9%到18%。爭取技術移民的理由如此一目了然。”因此，“美國依然歡迎全球最聰明的學生，給他們提供最優質的教育。
我國現有2.3億農民工，已經成為各行和很多企業的主要勞動力，但多數農民工文化和技術水平偏低。全國各行各業特別是企業加強文化教育和技術培訓工作，有助于提高產品質量和加強品牌建設，從而大大提高企業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過程中的生力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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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企業創新理念拾趣
不犯錯誤就會被解雇
創新意味著從無到有，開風氣之先，因而充滿著風險和不確定性，有可能遭到挫折或失敗，但風險往往又意味著機遇和未來。麥當勞連鎖店的創始人克羅克認為“成就必須是在戰勝了失敗的可能、失敗的風險后才能獲得的東西。沒有風險，就沒有取得成就的驕傲”。所以，美國企業熱情地鼓勵嘗試和冒險，積極支持員工的創新思想和創新行動，同時又能寬容地對待失敗，甚至鼓勵犯錯誤，以保護員工創新的熱情和積極性。托馬斯·彼得斯和小羅伯特·沃特曼在《成功之路》中總結出的美國最成功公司“革新性文化”的八種品質中“貴在行動”和“鼓勵革新，容忍失敗”就是其中的兩項。時代華納公司的已故總裁史蒂夫·羅斯曾說過：“在這個公司，你不犯錯誤就會被解雇”。英特爾公司以“鼓勵嘗試風險”作為公司文化的基本原則。公司創始人諾伊斯最常用的口頭禪就是：“別擔心，只管去做”。公司甚至規定，員工和管理人員如果在聘用一年內不犯“合理的錯誤”，就要被解雇。硅谷企業普遍推崇的價值觀是“允許失敗，但不允許不創新”，以致有人認為“失敗是硅谷的第一優勢”。
沒有什么比昨天的成功更危險
在硅谷，每年都有近90%的創新公司破產。所以，美國企業和企業家信奉“世界屬于不滿足的人們”這句格言，很少陶醉在已有的成就中，而是善于忘掉“過去”，面向未來，勇于變革。惠普公司原董事長兼CEO盧·普拉特說：“過去的輝煌只屬于過去而非將來”。未來學家托夫勒也曾經指出：“生存的第一定律是：沒有什么比昨天的成功更加危險”。因此，美國企業普遍有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危機感及時把握創新的機會，并且敢于淘汰自己的技術或產品，“淘汰自己，否則競爭將淘汰我們”(微軟公司)，“吞噬現有的產品是保持領先的途徑”(盧·普拉特)。比爾·蓋茨反復向員工強調：“微軟離破產永遠只有18個月”，意在使員工保持創新的緊迫感。葛洛夫也有一句名言，即“惟有憂患竟識，才能永遠長存”，并說英特爾公司一直戰戰兢兢，不敢有絲毫懈怠，“讓對手永遠跟著我們”。杰克·韋爾奇在通用電氣公司實行“末日管理”，啟用大膽改革與創新的管理人員，免去那些循規蹈矩的高級職員……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危機理念賦予美國企業創新的緊迫感和敏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