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指出，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這是我們黨深刻總結世界各國發展的經驗教訓、深入分析國內外發展環境基礎上得出的科學結論。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本質是，促進經濟發展動力的升級，即由自然資源和資本投入驅動轉向效率驅動，這是生產力水平質的飛躍，要求生產關系領域協調配套推進改革，任務復雜而艱巨。以往經驗表明，總是有人將中央決策的理解片面化、表面化，執行中做選擇、搞變通，在報告中的結論和現實中的群眾感受出入很大，其重要原因是缺乏客觀衡量標準。為此，科學界定質量和效益的衡量標準，構建一套定量化可操作性強的考核指標體系，是保證中央決策部署落實的前提。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實現增長動力升級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實行投資和出口帶動經濟增長戰略，帶動了投資和出口快速增長。但是，國際金融危機深刻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一方面，我國傳統比較優勢面臨空前挑戰，勞動力價格不斷提高且總量已經出現下降，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強化；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處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階段，產業結構雷同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對我傳統優勢形成競爭，發達國家在需求不足壓力下持續加大新一輪科技研發投入已初見成效。如果不及時將經濟發展動力轉向效率提高，前蘇聯和東亞分別于上世紀30年代和90年代遭遇的困境很可能在我國重演。因此，迫切需要升級經濟發展動力，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走出效率驅動發展的新路，防止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帶來潛在增長率過快下滑。
一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TFP)是資源、資本和勞動力投入不變情況下經濟增長的程度，是衡量經濟效率的最重要指標。近年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持續降低，據測算，1979年-2004年間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長0.891%，對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為9.46%，明顯低于發達國家上世紀60年代后50%以上的貢獻水平。因此，升級經濟發展動力關鍵就是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決定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有三，加大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應用，積累人力資本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制度變革促進自由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二是提高科技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科技創新要充分發揮企業、科研院所和政府等主體的創新優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和科技創新應用。具體衡量指標有，專利技術申請數，R&D占GDP比重，企業、科研院所和政府等公共機構的研究開發支出增速及占比，基礎科學研究和實驗開發費用增速和占比等。另外，我國當前落后產能過剩、技術亟待提高，應借鑒美國上世紀80年代走出滯漲的經驗，促進企業的設備更新投資和加速折舊。同時，國際經驗表明，要提高各類科研主體的協同創新能力，聯合攻關重大科研項目正在成為一種趨勢，協同創新能力和成果應是一項重要監測指標。
三是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勞動生產率。新的競爭優勢有賴于勞動者素質和生產率的提高，近年來我國勞動者素質和生產率取得較大進步，但與發達國家仍有不小差距。中國科學院和世界銀行都曾發布報告認為，中國勞動生產率2010年只相當于美國的1/12，日本的1/11，不及OECD國家的一半，甚至比不上一些發展中國家。衡量指標包括，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GDP與從業人數之比。
優化經濟結構 化解危機爆發因素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和蔓延說明，結構性問題突出是制約一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因素，經濟發展中的短板長期得不到改善，勢必積累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我國因產業結構、地區結構、投資消費結構、收入結構、企業結構等不夠合理，導致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房價快速上漲、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日益突出。解決這些棘手問題，要充分發揮市場提高效率和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切實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
一是改善投資消費和出口結構。從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看，投資和出口對經濟的影響力受到一定限制，鋼鐵、建材、電解鋁、有色等很多行業產能過剩嚴重，投資邊際效益遞減，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強化，投資大規模增加的空間有限；世界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外需即凈出口不再可靠；迫切需要原來靠投資和出口轉向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必然要求消費不斷擴大，衡量指標是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同時服務消費占比應提高，恩格爾系數應下降。當然，投資帶動經濟的能力仍不容忽視，關鍵在于優化投資結構，衡量指標是民間投資占比、民間投資與GDP增速差。
二是改善收入結構。當前，我國面臨居民收入占比偏低且居民之間收入分配不公平、政府收入占比偏高、企業盈利水平差別大等問題。既要調整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間的收入結構，也要關注部門內部的不均衡。關鍵指標有，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穩中趨降，地方政府收入占比穩中趨升；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基尼系數縮小，壟斷企業高管人員薪酬穩中有降；工業企業利潤率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與一般預算收入比提高等。與此相關的是我國儲蓄率偏高，2008年以來城鄉儲蓄存款每年都增加4萬億元以上，2011年底已達34.36萬億元，當年新增加4.17萬億元。在實體經濟投資效率不高、出口受阻的情況下，儲蓄率過高不利于消費擴大。因此總儲蓄率適當下降是判定宏觀經濟結構優化的一個重要標準。
三是產業結構要不斷優化。我國原有發展模式的結果是二產重三產輕，2012年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10.1：45.3：44.6，第三產業占比雖然較十年前的32.3%提高了12個百分點，但與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服務業占比超過70%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放開服務業管制，提高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比重，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途徑。因此，服務業增加值占比應逐步提高，其中房地產業比重應保持穩定。類似的還有地區結構，隨著資本邊際效益的遞減，部分東部地區制造業企業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地區改善投資環境、承接產業轉移，將帶動經濟增長，縮小地區差距。衡量指標是中西部地區經濟總量與全國經濟之比。
四是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從企業角度講，理想狀態是大中小型企業平等獲得信貸等資源，國有民間資本平等競爭，各得其所，各類企業都能在實現企業利益的同時充分創造社會財富。但現實中，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直比較突出，民間資本進入電信、鐵路、金融、石油等領域幾乎不可能。這不僅制約了部分企業的發展，而且滋生腐敗，導致社會不公，因此，需要完善金融體制改革，并盡可能放開壟斷領域的準入限制促進企業結構優化。這里，中小企業銀行貸款比重和增速，民間資本進入電信、鐵路、金融、石油等行業的數量、增速和占比提高是重要的衡量指標。
五是保持適度的杠桿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經濟體持續低迷，原因之一在于其政府、企業、銀行和家庭杠桿率長期過高，一旦出現債務償還困難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從政府部門看，與發達國家動輒100%左右的債務負擔率相比，我國仍處在相對安全范圍內。但不能否認，近兩年經濟增長對債務的依賴在加重，特別是地方政府在發展沖動和現行財稅體制作用下，積累了大量政府債務，審計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地方政府債務10.7萬億元，占當年GDP的1/4，研究顯示，各級政府債務占GDP比重超過60%，債務長期過快增長將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應將國債、地方債、對外債務增速及其與GDP之比作為重要的控制指標。從居民家庭角度看，美國消費過度、負債過高，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國際金融危機。我國雖然現在還處在消費繼續擴大的階段，但在發展信貸消費時也應設定一個合理的規模和速度，既有利于擴大消費，又不能形成過度消費的不良局面。因此，信用消費增速和占比是衡量杠桿率的重要指標。從企業部門看，資產負債率應保持安全水平。
六是改善金融結構服務實體經濟。金融是實體經濟的反應，服務于實體經濟也對實體經濟具有反作用。金融的關鍵是提高效率，改善金融結構，防控金融風險。首先，我國金融效率有待提高，2012年M2比2007年底增長近1.5倍，同期名義GDP增長不到1倍，M2已經達到GDP的1.88倍，而美國只有0.64倍。再次，我國金融機構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更為穩健，但也不能忽視其風險防范。促進金融健康發展應重點監測儲蓄存款和GDP之比、貨幣乘數、銀行總資產增速、四大商業銀行貸款額占比，不良貸款率，社會融資規模增速，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占比，房地產領域融資比例，外匯占款占基礎貨幣的比例，理財產品占比和增速，M1和M2增速差等指標。
提高經濟效益 走出經營困境
我國原有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充分暴露，企業經營一度陷入困境，直到現在很多企業仍在虧損邊緣徘徊，只有企業效益提高才能帶來宏觀經濟的高效益。提高經濟效益，從生產環節看是投入少產出多，交換環節看是流通費用和交易成本降低，從消費環節看是企業產品適銷對路，市場廣積壓少。衡量經濟效益主要包括以上三個角度：
一是投入少產出多。首先，從核算角度看，生產法GDP是總投入減去中間投入得出總產出，換言之，總產出與總投入之比即增加值率越大說明經濟的效益越高。目前，由于我國多數行業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附加值整體偏低，多年來我國工業增加值率基本在26%-30%之間波動，2009年僅為26.5%，而發達國家一般在35%以上，美國、德國等國甚至超過了40%。 因此要提高主要行業的增加值率以改善經濟效益。其次，從全社會角度看，能源資源和環境是經濟增長的成本，在國民經濟核算中沒有得到完全體現，但當前正嚴重影響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應以單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增速和GDP增速比、PM2.5超濃度限值天數和空氣質量良好天數占比等指標為判斷依據。需要說明的是，在計算成本時要區分治污成本和防污投入，前者應在核算綠色GDP時扣除，后者則應增加GDP。
二是降低流通費用。從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經濟運行四環節過程看，生產是起點，最終消費是目的，流通是過渡的環節，雖然重要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無效的交易成本，過高會提高商品價格。當前我國存在物流費用偏高的問題，2012年占GDP比重雖有所下降仍高達18%，遠高于發達國家10%左右的平均水平，影響了消費擴大，與我國擴大消費需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方向相悖。應以流通費用占比降低作為衡量經濟效益提高的重要指標。
三是產品市場廣積壓少。企業產品和服務適銷對路，是企業微觀效益提高的根本，也是社會宏觀效益提高的基礎，面對國內外新形勢我國企業的效益狀況正在發生變化。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一度造成失業人員大量增加和經濟快速下滑，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至今仍比較嚴重，2012年四季度，我國工業制成品的產能利用率80.1%。同時，企業產品銷售受阻，虧損增加，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虧損面一度達到20%以上，2012年底仍有15%左右的工業企業處于虧損狀態。原因在于企業的競爭能力不高，低層次產能重復過剩，高層次產能不足，經濟效益偏低，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上讓企業按經濟規律自主決策，自負盈虧，切實保護知識產權使企業投入與產出成正比，才能提高企業經濟效益。企業效益衡量指標有：產能利用率、產品銷售率或產成品庫存占比，成本利潤率，企業虧損面。
轉變政府職能 推進制度創新
制度變革和創新帶來效率的提高，突破口在于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包括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轉變的方向是，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政府退出微觀事務和事前審批，加強宏觀管理和事后監督。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要把握“政府非許莫入，市場非禁即入”的原則。
一是簡政放權，增強企業活力。我國當前在國際科技領域的地位與30年前相比有了較大提高，從技術追趕狀態達到了參與技術創新狀態，只有充分發揮更多的民營企業的創造性，取得技術突破的可能性才會更大，這個過程需要政府放權特別是放開市場準入和退出的限制，保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扮演輔助和服務者角色。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要求，以職能轉變為核心，繼續簡政放權、完善制度機制、提高行政效能，減少和下放投資審批事項、減少和下放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等。未來五年，國務院各部門掌握的17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將壓縮1/3以上。應設立監測考核指標：政府行政審批事項件數，資質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數量、能源資源等生產要素價格審批(政府管制)事項數量，專項轉移支付和收費數量和增速。
二是更加關注民生改善。一是政府自身支出要減少，三公經費、樓堂館所減少支出，財政供養人員數據要公開，并且要呈下降態勢。二是民生支出要增加，教育、醫療、就業、社保、住房保障、政府用于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財政補貼支出增加。三是推進以農村人口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四是居民生活質量要逐步提高，主要指標包括住房銷售套數、保障性住房分配套數分別和家庭戶數之比等。五是穩步提高凈增就業數，即當年新增就業人數和退出就業人數之差。目前通用的指標是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無法反應勞動者退出就業市場的情況，可能導致實際就業水平虛高，無法準確說明就業狀況的真實改善程度。
三是保障經濟平穩運行。提高增長質量要求實現沒有水分的實實在在的增長，保持物價穩定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目標之一，也是實現沒有水分增長的重要內容。我國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出現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對經濟競爭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造成不利影響。當前我國物價構成中，食品、居住價格占比較高，M2對物價影響較大，因此物價漲幅、食品和居住類價格漲幅、M2增速應成為衡量經濟質量的重要指標。同時，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積累泡沫過多，將危及宏觀經濟穩定發展，應將房價與居民收入增速比作為衡量增長質量和經濟平穩運行的判斷指標。
四是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以開放促改革促創新。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外向型經濟發展對我國技術進步、產業升級、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如今我國經濟科技實力已經大大增強，但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仍存在不小差距，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領域、提高開放質量，促進國內的改革、創新和發展。一是加快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同時促進外貿平衡發展；二是穩定外資規模的同時著力提升利用外資的質量，引進一批智力和技術密集型外資，充分發揮其促進國內企業改革的激勵示范作用；三是加快走出去步伐的同時，著力打造一批世界級跨國公司，使中國企業在世界范圍內配置資源，競爭生存。相應地，高技術產品和世界級品牌產品出口占比，外貿順差占GDP比重，高科技行業和關鍵環節利用外資占比，世界500強企業對外投資占比等就成為重要的衡量指標。
應用指標體系需正確理解增速、質量和效益的關系。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并非不要數量和速度，而是要實現數量和質量、速度和效益的統一，要求尊重經濟規律、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既不能只顧經濟增速也不能放棄經濟增長目標，是在不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中實現增長。也就是在一定增長速度(7%-8%)基礎上，更加注重經濟發展中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作者單位：商務部綜合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