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口簿首頁不再出現“非農業家庭戶口”或“農業家庭戶口”字樣，而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家庭戶”——廣州市公安戶政部門近日關于換發戶口簿熱點問題看似簡單的說明，引發了人們對于戶籍制度改革加速推進的猜想。
　　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這正是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到的專家認為，3至5年內應該實現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戶籍制度基本放開，東部沿海城市可以率先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推進，將顯著提振消費增長，并有助于中國調整經濟結構。

	趙乃育/繪

　　動向　廣州將逐步取消城鄉戶口劃分

　　廣州市公安局日前發文稱，按照市委、市政府關于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統一部署，穩步推進廣州市城鄉一體化，逐步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劃分，統一登記為“廣州市居民戶口”，從而在全市范圍內開展更換統一的廣州市居民戶口簿工作。
　　雖然取消城鄉戶口劃分此前在多地已有試點，但在新型城鎮化加速推進的背景下，作為一線大城市廣州的戶籍制度改革動向，引發了廣泛關注。
　　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之所以沒有取消城鄉戶口劃分，主要是擔心一旦把戶籍放開，容易形成對城市人口的沖擊。廣州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因為當地城鄉收入存在倒掛現象，很多市民甚至希望回流到農村，這種情況下先行先試相對來說沒有阻力。
　　據了解，廣州市新更換的戶口簿首頁戶別項目中的內容，由原來的“非農業家庭戶口”或“農業家庭戶口”(包括地方城鎮、自理口糧全民農業等類型戶口性質人員)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家庭戶”；“非農業集體戶口”登記為“居民戶口集體戶”。
　　事實上，去年2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中即提出，今后出臺有關就業、義務教育、技能培訓等政策措施，不要與戶口性質掛鉤，繼續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
　　據公安部門的統計，目前河北、遼寧、江蘇、山東、重慶、四川、廣西等10多個省區相繼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戶口性質劃分，統稱為“居民戶口”。
　　有統計顯示，2010年至2012年，全國共辦理戶口“農轉非”2500萬人，為3年前的2.2倍，全國戶籍制度改革步伐明顯加快。但相比于縣以下城鎮和中小城市，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戶籍制度仍只是在探索之中，尤其是“北上廣”這樣的城市更是改革的難點。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3至5年內應該實現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戶籍制度基本放開，東部沿海城市可以率先推進。8年內把城市戶口、農村戶口、農民“暫住證”等統一為“居住證”，實現流動人口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統一管理。

　　推進　防“空轉”還須消除公共服務差距

　　戶籍制度是新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亟待突破的藩籬，而廣州等地取消城鄉戶口劃分被認為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
　　根據不久前發布的全國城鎮發展改革試點的報告，由于擔心大規模外來人口在當地落戶會攤薄當地城鎮居民所享受的社會福利，所以一些地方既不愿意本地農民進城落戶，更不愿意接納外來人口進入本地落戶，在城鄉間、城鎮間、區域間形成了固化的利益格局。
　　“戶籍制度改革事實上只涉及居住權和遷徙權，而依附在戶籍上的社保、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則不是公安部門和戶籍制度本身能夠解決的。”彭真懷認為，戶籍放開之后，更重要的是解決農民進城的問題，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陳劍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國的“偽城鎮化”或“不完全城鎮化”，雖然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但卻無法享有與城里人同等的公共服務。現行戶籍制度最受非議的，是它造成了越來越明顯、越來越難以跨越的城鄉福利差異，并阻礙著人們的自由遷徙。
　　有專家認為，戶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應該在于逐步消除城鄉居民的公共服務差距，各類城鎮要放寬對自愿進城落戶農民的限制，降低農民落戶門檻，而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取消農業和非農業戶口。一些地方戶籍制度改革存在“空轉”現象，即直接把農民的戶籍變了，但并沒有改變他們生產和生活居住條件，這樣的戶籍改革沒有意義。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認為，戶口本來只是人口管理的工具，取消城鄉戶口劃分的同時，一方面要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利的平等，取消對農民的不平等政策，逐步填補過去的城鄉鴻溝；另一方面，改革的方向是實現要素的自由流動和人口自由遷徙。
　　陳劍認為，對現行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為農民工提供愈益增多的公共服務，逐步縮小依賴于戶籍制度的各種歧視，逐步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這對推進中國人口的城市化，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乃至推進中國整體現代化水平和整個中國整體進步無疑會產生重要影響。

　　動力　戶籍放開將顯著提振居民消費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戶籍制度改革將直接提振居民消費，從而改善中國的經濟結構。
　　高盛中國及香港經濟分析師鄧敏強說，沒有當地戶口的外來人員往往表現出格外強烈的預防性儲蓄意愿，是導致整體經濟領域儲蓄過剩的其中一個因素。根據各省數據評估了戶籍限制對中國消費格局的影響，發現外來人口較多的省份消費傾向往往顯著偏低。
　　根據高盛的報告，戶籍限制放松之后消費傾向上升的影響將顯著超過稅負可能上升或者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影響。在已考慮到居民稅負上升的情況下，有效的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得城市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提升3至5個百分點。
　　“中央政府已經暗示戶籍制度可望有所改變，包括可能推廣居住證制度。目前這方面尚無明確的時間表，而任何措施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克服財政沖擊的政治障礙。但是，這方面的進展將顯著提振消費增長，并有助于中國調整經濟結構。”鄧敏強說。
　　戶籍制度改革在經濟方面的另一大影響在于將加速推動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央視財經評論員許一力表示，中國要推進城鎮化，農民進城已經成為必須要直面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就無從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諸多不平等，收入翻番等民生政策只能流于表面，新型城鎮化也只能是另一輪“二元結構”的開始。可見，推進城鎮化需要戶籍制度改革的大力配合。
　　陳劍認為，對現行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為農民工進行提供愈益增多的公共服務，逐步縮小依賴于戶籍制度的各種歧視，逐步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這對推進中國人口的城市化，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乃至推進中國整體現代化水平和整個中國整體進步無疑會產生重要影響。
　　不過，戶籍制度改革背后還涉及一系列資金和成本問題，使得地方財力面臨不小考驗。有測算稱，一個典型農民工市民化(包括相應的撫養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總共約8萬元左右。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經濟學家辜勝阻不久前對湖北省六個三線城市進行了調研，他認為農民工市民化有六項成本，包括隨遷子女教育成本、醫療保障成本、養老保險成本、民政部門的其他社會保障支出、社會管理費用和保障性住房支出。
　　高盛投資管理部董事總經理哈繼銘說，城鎮化將是中國未來最大的經濟增長動力，政策將重點通過結構性改革和增加公共支出以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更重要的是，城鎮化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包括但不局限于戶籍制度、土地權益和社會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