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新世紀》周刊發表的署名文章中稱，(中國的)匯率改革脫胎于多重匯率的遺傳基因。“作為轉軌經濟，總是存在著回歸多重匯率的動機。”
　　在經濟改革初期，中國實行的是多重匯率體制，計劃經濟體制留下來的遺傳基因也正是多重匯率體制。周小川稱，在價格體系未能理順的情況下，為了鼓勵出口并保持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為了使進口品價格適應國內價格體系，必然要實行明晰的或變相的多重匯率體制。
　　中國很早就開始推進匯率改革。從1981年1月1日開始，實施2.8元人民幣兌1美元的貿易外匯結算匯率并與非貿易所使用的官方匯率并存，官方匯率為1美元兌1.5元。在周小川看來，這在當年是大膽糾正匯率扭曲的重大改革。
　　到了1994年，中國又宣布實施匯率并軌，明確建立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特別強調了單一匯率。企業和個人按規定向銀行買賣外匯，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交易，形成市場匯率。中央銀行設定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并通過調控市場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2005年，中國再次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2%以后，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周小川強調稱，作為轉軌經濟，總是存在著回歸多重匯率的動機。
　　情況之一是，計劃部門制定并實施產業政策，要鼓勵一些行業、限制另一些行業，有時找不到有效的激勵手段，就可能寄希望于差別匯率或其等價物。
　　情況之二是，當客觀條件發生變化產生的結構調整壓力過大時，一些行業會要求實行特別的匯率或其等價物。例如，2005年匯率改革后，有的行業就希望能夠對其保持原來的匯率。又如，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一些行業、企業希望在匯率政策、出口退稅等方面實行差別待遇。
　　周小川還在文中解釋稱，之所以存在這些差別要求，除了一些外部因素，如金融危機客觀上使得一些行業、企業出口壓力大大增加以外，還有一些深層次原因，這主要包括：
　　其一，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市場扭曲，特別是生產要素配置方面的扭曲，這些扭曲影響了跨行業、上下游、跨產品的平等競爭。
　　其二，即便在完全市場經濟狀況下，也面臨著不斷的結構調整，從而必然涉及到利益調整，在此過程中，利益受損的一方就希望得到保護，并對調整予以抵觸。這種保護主義情緒在美國、西歐等發達國家也都存在。
　　其三，一些部門或行業在制定產業政策過程中，往往會選擇一些鼓勵性或保護性的措施，這種措施應該體現為投資政策，但也有可能在出口退稅和匯率補貼方面提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