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有理由吸引全世界的目光，過去十年，無論是哪一次創新型改革的推出無不是在巨大的阻力下誕生。他的留任，讓金融改革期待幾許
十八大期間金融代表的媒體見面會上，周小川對任期問題淡定地回應：“年紀大了，總是要退休的。”
時隔四個月，3月13日兩會記者會上，同樣問題，周先是“忘記”了回答、繼而被提醒后才笑著搪塞：“好像不應當由我回答。這都是有既定程序的。到目前為止，我自己并不清楚這件事。”
當這個“程序問題”在3月16日水落石出時，謎底早已經在意料之中，周小川成為中國歷史上首位連任三屆的央行行長。
周小川有理由吸引全世界的目光，過去十年，無論是哪一次創新型改革的推出無不是在巨大的阻力下誕生，這就不奇怪他的連任能得到他曾經的同學、同事、同僚、甚至批評者的一致支持。
“他有一點兒理想化，不腐敗、執著、謙恭、儒雅，也不像當官的。”國務院參事夏斌對記者說，期待他再堅持幾年，國際社會很認可他。
“在國際化和市場化方面，沒有人能夠超過他。”一位央行人士表示，“但他也有缺點，在對國情的把握上、針對中國特殊的經濟運行規律的把握上有所欠缺，在貨幣政策上過多地引用西方理論。所以我們內部也常常稱他為‘不接地氣的人’。”
“做得對的東西肯定會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坦白地說，我也經常有做錯的地方，也有做得不準的地方，這些地方該修正的要修正。”周小川對自己十年執掌央行的總結很中肯。
靠實踐考驗
“其實金融政策往往爭議很大，有一些改革出臺的時候爭議也很大，有一些要靠實踐考驗，經過幾年時間通過實踐考驗看站住了沒有。”3月13日的記者會上，周小川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
這會讓人想到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在周小川的連任投票中，2753票贊成、158票反對、41票棄權，在各部委領導人中票數是倒數第三，不知道這是否與央行十年來的貨幣政策有關。
對這一政策，周小川的自我評價是“快速反應、力度充分、適時退出”，“如果能夠再做快一點，也許更好一點。”
“其實刺激政策的建議早在4月份就提出了，但最終是到10月份(宏觀政策)才轉向。”一位央行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后來推行了積極的貨幣政策，即4萬億刺激計劃。
根據央行數據，截至2012年末，中國M2余額達到人民幣97.42萬億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貨幣供應總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1.5倍。
在記者會上，周小川對M2的增長給出的解釋是：通常儲蓄率高的國家M2也比較高。間接融資比重比較大的國家，M2往往也會偏高。大量的儲蓄資金走銀行，從銀行存款變成銀行貸款。因此，我國M2的比重是高的。如果今后能夠控制M2的增長率，將其保持在合適的水平，就不會導致突發性的物價上漲。央行提供的數據顯示，2012年M1的新增加額度為1.9萬億，換言之，中國M2增加主要是靠各類存款(準貨幣)增加而增加的(各類存款增加額度是10.3萬億元)，占M2新增額度的84.4%；M1新增對M2影響帶動僅僅占15.6%。
“但是，中國的貨幣問題不是數量問題，主要是結構和效率問題。”央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員鄒平座認為，失誤在于，沒有在貨幣結構上進行調節，而是把4萬億轉向了“鐵公基”，但這部分對經濟的帶動效果時間很短。
中國的金融結構過去十年來都沒有大的改觀，體現為貨幣結構是一個倒三角形。M2很大，M3很小，M4更小，最下面的尖端部分是實體經濟，越接近實體經濟貨幣越少。美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美國的M3達到400多萬億人民幣，是中國的3倍，日本達300多萬億人民幣，是中國的2倍。從M3以上的層次考察，美國的貨幣供給更多，它的金融的根深深地扎在實體經濟中。美國的貨幣結構是一個正三角形。
“從這個意義上說，貨幣超發其實是一個偽命題。”鄒平座說。
去年底，周小川曾在一周內出席四場金融論壇上，這完全迥異于其過往沉默低調的行事風格，四場謝幕演講蘊含了濃重的述職報告色彩。他耐心講述新世紀貨幣政策特點，闡述金融改革路徑選擇，解釋貨幣政策操作思路，間或也回憶了過往決策時的糾結與爭論，并否認了貨幣超發之說。
改革派的堅持
上任伊始，周小川曾許諾，要實現匯率市場化。
2002年，在國務院研究下，央行確立了改革順序，即在匯率改革之前應先進行銀行部門改革、減少外匯管制、發展外匯市場等改革，在改革時機上需要國內外宏觀經濟金融環境相對平穩。
前述人士提到，2004年底，國際上人民幣威脅論甚囂塵上，中央當時討論要啟動改革，但商務部、全國工商聯紛紛遞報告，提出紡織業利潤只有1%-3%，每年創造多少就業、多少外匯，如果要匯改，影響巨大。
頂著這樣的壓力，2005年7月，央行宣布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正式啟動，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起初保留了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開始的上下0.3%的浮動區間。
2012年4月，將匯率浮動區間由0.5%進一步擴大至1%，同時大幅減少了外匯干預。
不過，匯率和金融業改革的步伐似乎比預期中慢了得多。
“匯率改革的滯后，主要還是銀行、實體部門的改革跟不上。”夏斌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說，“這不是他(周小川)的問題，是整個經濟問題，匯率升得快了，出口就馬上下來了，怎么辦。”
夏斌認為，未來，中國金融將選擇的依然是“有限全球化”，即匯率、資本管理、人民幣國際化和國內改革方面，分別逐步推進、相互配合促進中的一種交錯發展，是一個逐步逼近全面參與金融全球化的動態過程。其中，國內金融改革是其它三項的基礎和條件。
從國內來看，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尤其顯示出周小川的靈活、創新和堅持。
2002年底剛剛上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提議成立中央匯金公司，以此完成國家外匯注資，然后對國有銀行實行財務重組和股份制組建。改革遵從“先易后難”的原則，率先選取資產質量狀況較好的建行、中行為試點。
據前述央行前高官回憶，建行改制上市時，當時請來的戰略投資者有20多家。中組部的人都去了，仍然沒有說服國企投資，最后長江電力等三家外資公司因為“講政治”才參股投資，否則根本不看好建行。當時已在海外上市的中國人壽在與匯金談判時，最終也因每股1分錢之差而放棄。
到中國銀行改制時，在國內根本都找不著合作伙伴。最后李嘉誠、淡馬錫又加進來，才湊夠剩下的10%。
在此過程中，身為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成為中國銀行業最重要的代言人和營銷者。
“正是因為有戰投的介入，世界相信戰投，才相信中國的銀行。海外戰投帶來資金、帶來技術、關鍵是帶來聲譽。”該人士說。“如果沒有戰投，就沒有中國銀行的上市。沒有中國銀行的上市，就沒有中國銀行業改革的康莊大道。”
市場化抓手
眼下，留任的周小川需要面對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挑戰，同時還要促使中國銀行業的再次變革。
利率市場化是抓手之一。
周小川已經開啟了利率市場化改革，但保留了最小存貸利差規定，以緩解國有銀行的壓力。
目前，貸款利率下限已是基準利率的0.7倍，存款利率的上限為基準利率的1.1倍。剩下的一步將是完全放開存貸款利率管制。
“引進競爭，意味著銀行的準入門檻要下降。我們現在是重準入、輕監管，已經成為寡頭壟斷了。必須降低準入，加強日常監管。”一位銀行業人士表示。
“比較難的是存款保險制度，周小川2002年進入央行后就在力推這個事情。”一位當時的參與者告訴記者，本來2006年已經呼之欲出了，已經確定了人選去執掌存款保險制度，但是到現在難產了這么多年，主要是缺乏法律支撐。
此外，利率市場化又涉及到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問題。
衡量一國資本賬戶是否可兌換，IMF曾制定過資本項目交易分類的標準，共計七大類40項。目前人民幣資本項目實現部分可兌換的項目為17項，基本可兌換8項，完全可兌換5項，粗略算來占全部交易項目的75%。
央行已經提出，2013年將穩妥推進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積極做好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QDII2)試點相關準備工作。
建行高級研究員趙慶明指出，資本項目可兌換，表面表現為是央行的工作，但實際上都是背后的因素起作用。比如對居民資本流出的開放，央行只是做一個手續而已，背后的基礎工作是需要我國建立財產申報制度或者綜合納稅制度，以確保政府能夠判斷個人賬戶上的錢確實屬于其本人。
上述這些系統化的協調工作，或許正是周小川新任期的最大挑戰。
期待的深化改革
現在，周小川有了第三次機會，繼續深化改革。
不過，不論何種改革的推進都不能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同時還要滿足另外三個目標，即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這四個目標確實有時候相互之間會存在不一致，是需要權衡的。”周說。有人認為，不論是從關注M2到關注貨幣供應總量，還是從通貨通脹管理到多目標制，都顯示周小川在主動進行調整，逐步與國家的經濟目標協調起來。當然，這其中，“中央銀行最強調的還是物價穩定的目標。”周小川已經在多個場合強調了今年的貨幣政策依然要保持穩健，甚至有向緊縮靠攏的趨勢。
吳敬璉在出席中歐北京校區2013年度首場“高朋滿座”論壇時提到，所謂改革就是原來由行政力量變成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力量，即市場形成的價格決定的，因為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能夠反映每種資源的稀缺程度。讓市場來代替行政審批配置資源，在這一點上，央行自身的改革或可成為表率。
作為一名非常支持改革的行長，周小川的系統論，同樣包含央行內部的調整和變革。
“在市場化改革方面，各個部委都沒有人民銀行做得好。”前述央行人士告訴記者，“市場化改革也是新一屆政府要走的路。”
十年前，人民銀行的一個股長都能控制幾十億的資金。例如，一個棉花大縣收購的棉花就要幾十億元，曾經都由央行供應。后來逐步收縮到總行級，在公開二級市場上收購，分行級沒有權力。
“這也削弱了地方央行的權力，地方央行的行長變成了調研員。”據該人士講，自周小川上任以來，央行廢除了審批制，把幾乎所有的權利都下方到市場，這在別的部委是辦不到的。其中包括，債券發行從交易商協會剝離，再貸款轉向公開市場操作等。
央行只負責制定政策和規則，具體由中介機構去做。央行負責內部的現金調撥、支付、結算等，主要強調基礎工作，比如征信系統、清算系統的建設，提高政府的服務功能。
不過，央行的放權還有余地。“交易商協會在央行是類似于超司局級的一個單位，并且負責征信和評級，但這些應該完全放給社會資本去做。”一位銀行人士對記者表示。
據說，在周小川的名片上只有“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等字樣，這或許說明其一直以來力求淡化自己官員的身份。這并不妨礙美國《價值》雜志將其排在2012年度全球金融界最具權勢人物排行榜的第15位；以及《歐洲貨幣》將其評為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