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賓塞說，對中國來說，有三個獨一無二的事情可以幫助中國渡過這個中等收入的轉折期。第一是規模效應，中國現在經濟體的規模在全球是前所未有的大，對于中國來說，沒有任何其他的國家在這么大的范圍之內進行這么全面的變革。第二，全球的環境，之前其他國家發展的案例是在全球環境問題上沒有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條件下進行的，在這個過程中，發達國家占到全球經濟非常大的比重，現在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第三個因素，規模帶來的結果，在轉折的過程當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中國現在這樣在全球體系當中具有這么大的重要性。
　　中國現在正在進入中等收入的轉折期，我預計未來收入會從4000美元向10000美元挺進，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發展經驗表明，他們會在這個階段出現舉步維艱的情況。從數據上來說，發展階段可不是一個簡單可以逾越的階段，也有一些特例：日本、臺灣、新加坡、韓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注意到原先的貿易領域，勞動密集型的會逐漸失去他們的相對優勢，處在早期發展階段的國家可能就會填補這個空白，這個過程當中需要開發更多附加值的功能和產業，而公司的退出機制以及創新進一步的激發，也是生產率進一步提高的來源。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推出的政策姍姍來遲，或者是不能出臺的話，可能就無法造成相應的調整實現，在這個過程當中結構調整不成功，可能也會帶來很大的代價。
　　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令人矚目，平均經濟增長超過10%，貧困大幅度被削減，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未來預計十年當中還會從現在的2.3億人增長到6.3億人，同時中國的經濟已經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概是美國或者歐盟經濟體的一半之多。同時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抵抗力也是非常強的，同時也成為了世界在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的非常重要的環節，中國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力量，也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國的國家主席提出了“中國夢”的概念，成為先進，富有創造性，有創新精神，以及更加公平的經濟體和社會，讓中國能夠回到工業革命之前全球領先文明的地位。我認為這是非常可能的。
　　這個過程當中可以進一步關注國內的增長和我們的發展，同時我們也必須要關注如何把中國自身的發展和全球其他的地方利益緊密結合起來進行有效的平衡。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需要關注需求面和供應面的變化。中國未來的發展，會更多地受到消費的驅動，而不是投資的驅動。根據已有的表現，消費占GDP的比重不應當低于40%，在這個過程當中，對于一些高回報的投資也要進行有效的挑選，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進行改革的輕重緩急挑選，首先要進一步擴大由市場決定的相關要素以及資源市場的范圍，在這個過程中同樣也需要進一步優化政策，走正確的路。當然這些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花時間。